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中，单个强盗的盗窃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很小，换句话说，他获得的利益相对来说也很小，因此他也不会意识到他的盗窃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 相反，控制一个社区犯罪活动的黑手党家族由于其对犯罪活动的垄断性，其对社区收人的看法拥有一个相对妥当的共容利益观，所以，它使用自己强制性的权力来为自己的社区利益考虑。

一个固定匪帮头目的共容利益观，会使它持续打击其他犯罪活动，阻止外来的征税者，从而使其行为截然不同。

简单地说，匪帮首领如果强大到可以稳定地占有一块领地并控制那里的偷窃行为的话，那么他在其领地上就有共容利益。这种共容利益使他限制和调节他的窃税率，并且会把他控制的一部分资源 用于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当然，在匪帮首领控制领地上的受害者从公共物品供应中所得的好处不能多于匪帮首领自己所得的好处。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总声称是他们的臣民希望其来统治，这种说法因此滋生了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政府的出现总是由于臣民自愿选择的结果。

流动的匪帮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用政府来取代无政府状态就会带来产量的巨大增加。一个固定匪帮统治下的臣民会获得增加的那部分不需要纳税的收益。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人都处于专制统治和税收盘剥之下。

刚刚构建的专制模型表明，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稳定的专制者的共容利益会使他限制自己窃税的程度。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意味着他会使用他所控制的一些资源去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自己从社会中擭取的纯收益量。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人源于非常高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人转到专制者手中。

从分配意义上说，理解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区别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从最简单的民主制国家开始，所谓最简单的民主制国家，就是指有两个总统候选人或者两个成熟的政党去寻求建立一个完全在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运转的政府。这个初始性的假设，就如我们将看到的，是非常适合代议制政府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社会是由一个更加具有共容利益的团体而不是由不断变化的小政党联盟所统治着。在后者的情况下，每一个小政党都只代表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者说，社会只由代表特定行业、职业或者其他狭隘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所统治。

所以大多数人统治会选择比专制者统治更低的税率以及再分配给自己更少的收入以使自己的总收入最大化。

随着利益变得越来越共容，这种窃取收人的下降趋势与税收和偷窃变化带来的激励动机的变化是有关的。

使大多数人统治愿意征收更多的税收去供应公共物品的更多的共容利益，会意外地与第一种重要力量相冲突:它会承受因为税收而带来的更大份额的沉重损失。由于再分配性的税收一定要增加到足以供应公共物品的税收水平上，它必然会带来更大的损失问题。

模拟的结果非常清楚，也就是具有更大范围的共容利益是许多真实世界环境的一个特征，它们并不是完全少有的。

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在许多关键的决策上，需要依赖制衡以及更大多数人支持的原则，因此，最低数量的多数人常常并不能自行其是，在民主国家，常常只有更大的共容利益群体才会得人心。

由于一个专制君主无论其多么可靠或者眼光长远，但是都可能难免受到那些使其采取短视行为的事件的困扰，专制体制下的臣民总是面临他们的资本被没收，债权被剥夺，或者货币贬值的风险。这些风险降低了储蓄与投资的总量，即使存在一个稳定可靠且具有长远目光的君主，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君主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因为其承诺得不到任何来自司法或者其他独立权力部门的制约，也就是说君主可以跨越所有的权力部门。由于这些因素，以及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明显可能性，其对臣民的承诺是永远不可靠的。

在一个绝对主义统治的政权下，如果存在谁可能是下任统治者的共识，那么这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即使在当代也是如此，因为这不仅会减少围绕继承问题的战争，也会增加经济信心以及投资、收人和税收所得。因此，在专制政体下，王位更替可能是一个社会性的要求，因为这既可以减少继承危机的可能性，也可以使君主对长期效应和社会生产予以更多的关注。

由于有些完善的非专制、代议制以及相对民主的政府是在普遍公民选举权之前出现的，我们应该集中注意一个政府是否通过对选票的自由政治竞争来选择成为代议制的，而不是关注它是否赋予普遍的公民选举权这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民主–就如约瑟夫.熊彼特所做的–视为一种制度，在该制度中现任政治领导人由于政党或者其他团体自由选举竞争的存在因而是可以选替的。尽管选举权的范围对解答某些问题是很关键的，但是它不是专制政府被代议制政府取代的关键因素。

我的理论认为，民主政治自发出现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不存在产生专制政治的常见的一些条件。

民主自发产生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就是，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权力的大致平衡不会出现破裂，这样就使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是不可行的。

第三个必要条件是，不管是由于地理障碍、城墙或者其他幸运的环境等因素，在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以免遭其周边政权的征服。

一旦存在权力平衡，每个领导者都有动机去降低任何可能的专制者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

就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样，政府的行政首脑一定要有一些可以增加其成为专制者能力的权力。如果那些建立代议制政府的人在限制行政权力方面走得过远的话，那么可能使政府无力快速地行动，从而使其更容易被外部或者国内敌人打败与颠覆。所以，民主国家常常由于这样的失误或者不幸的事件而崩溃。

法院系统、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对法律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对持久的民主来说是必要的，而这同样也意味着会带来持久的稳定的财产和契约权。

只有那些个人财产与契约权能够被人一代一代地充分并且有信心地预期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稳定的民主社会。

应该承认，民主体制下的政治领导人的任期、任职时间长短及时间性也许比典型的长期执政的专制者要短，由于这个缘故，民主国家牺牲了许多效率。但是在稳定的民主国家，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

承认交易成本取决于制度这一点，使我们突然对科斯阐述的放任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下的案例的含义的理解豁然开朗:就如某些人指出的，政府本身也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可以确信的是，大部分人都同意，政府的有些活动至少可以比私人部门更有效地安排或者组织交易。

人类生产力的一个可悲性原理就是毁灭易于创造。

当我们把权力纳入到分析中时，我们可以很容易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政府的本性都是强迫性的。例如税收从概念本身讲就是强迫性的，每个政府都会利用税收资源。它们就如俗语所说的，和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同样，我们也很能理解政府的警察力量握有枪支，或者政府控制的军队施行的令人敬畏的暴力和拥有的强制性武器，或者是政府有时介入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当我们只是考虑自愿交换与交易成本问题时，政府的象征物使我们想到的是强有力的像獅子和老鹰这样的动物而不是收银机或者商店，这绝不是偶然的。

有些交易本身是可以自我强制实施的。

其他的交易则不是自我强制实施的，只有在一个拥有强制力的第三方监督下此类交易才会出现。

正如霍布斯所精辟指出的:“契约如果没有剑做保证等于是空言。”作为最后的措施，必须有一个强制性的第三方来保证契约的执行。

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适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假设一个由理性和有知识的个人(没有错误意识的人)组成的社会阶级会按照其阶级利益行动。

每个人都会有动机去做一个搭便车者或者不合作者。

集团中理性的个人的一个目标就是别人付费时自己免费搭车。

但是在大集团中由于集体行动问题，理性的个人行为意味着个人会尽力不去进行科斯谈判，因而常常使科斯谈判无法发生 ，即使交易成本是零也如此。

人们一直认为集团一般会为它们的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这种看法是错的，尽管这种看法一直得到科斯定理、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其他知识传统的肯定。只要任何一个集团的集体物品的价值很确切地超过它的成本，那么就一定有潜在的科斯谈判以提供使集团中任何人都过得更好的物品。但是当一个集团是足够大的时候，其成员将没有任何激励因素驱使他们进行使科斯谈判成功的成本高昂的谈判与战略互动。即使在交易成本是零的情况下，也不会推出他们会完成科斯谈判的结论。任何对科斯谈判会成功而抱的期望都会产生一个没有核心集的博弈，因为所有理性的人都会不断努力进入搭便车联盟的次集团中，对他们来说这样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益。

集团要克服集体行动的巨大困难以理性地获得集体利益，只有在两个环境下才可以达到。一是当集团中的成员很少时。

另外一个可以使集团克服集体行动困难的环境是要有选择性的激励。

自愿性的力量或者市场力量不会导致一个对社会总体来说是有效的科斯谈判或者社会契约。

人口众多的社会无法通过政治哲学家常探讨的自愿性社会契约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愿性集体行动来获得一个和平的秩序，但是小集团却常常可以通过一致同意获得和平的秩序。

人类学方面的文献却认为原始社会是通过自愿性行动达到和平秩序的。

许多原始部落是没有首领的，因此一般没有一个人能处于强制其他人做什么事情的地位。

那么大规模的人群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和平的秩序呢?就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专制者可以使自己获得很多。

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公民决定到底要花多少时间研究他所在国家的政策或领导人这样的问题。该公民对这些事情所花的研究时间越多，那么投票支持理性的政策以及政治领导人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该公民这么做只能从有效的政策与领导上获得很小份额的收益: 总的来说，该国的其他公民会得到几乎所有的收益，因此，单个的公民不大会愿意去花时间发现和思考什么对其国家是最好的这样的问题。关于公共事业的知识其实是公共物品，集体行动的逻辑适用于对公共事业问题进行分析，就如它也适用于对其他公共物品进行分析一样。

由于单个人投票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因此，一个普通的公民，不管他是物理学家还是出租车词机，通常对公共事务存在理性上的无知现象。

如果人们看电视报道或者阅读新闻报纸只是为了获得关于公共事务的重要信息，那么那些不具有公共重要性的离奇怪事就会被人忽视，而复杂的经济政策和公共问题的定量分析就会为人注意。相反，当新闻只是为了大部分人的娱乐的话，那么捕获离奇怪事和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就成为必要。同样，媒体就会完全充斥噱头事件或者公众人物的性丑闻报道。

选民以及大多数人中存在的理性的无知现象，意味着大多数人常常看不到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他们可能成为自己不曾注意的掠夺行为的牺牲品。他们可能被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听的所谓为了大多数人或者总体上为社会利益的政策所蒙蔽，而实际上这些政策只是为了满足某些特殊人的利益。

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只有狭隘而不是全局的利益。它面临的激励因素与大多数人所面临的激励因素是绝不一样的。

在大集团中，集体行动只有通过有选择的激励才能够成功，即便如此，还有更大的困难需要克服。如果强制是有选择的激励，强制性力量必须得到妥当的安排，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强制做什么事情，因此这是存在闲难甚至是危险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以及合适的环境常常也是需要的。

对一个社会来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将许多组织聚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那些特定产业、特定职业以及其他狭隘组织的集体行动对经济效率与经济动力是最有害的。

现在我们看看西方市场民主的经验，以检验一下我们的理论是否符合实际。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我们应该期望社会在一场大的灾难摧毁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后会确立一个好的法律秩序，这样这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就会有惊人的增长。同样，相比较而言，那些长时间一直很稳定的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要更慢。

具有长时间稳定性，且未受到侵略和制度破坏的社会是大英帝国。正如理论所预言的，英国也有其“英国病”，在主要发达民主国家中它是经济绩效最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奇迹和我们的观点也有关系。

事实上，提供法律与秩序的成本，同税收及国民收人相比应该是–在许多国家也确实如此–微不足道的。

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需要花费很多。当我们分析暴力和其他成本髙昂的冲突的根源时，第一个原因便很清楚了。如果成本高昂的冲突的参与双方了解双方的相对力量，并且双方一致认为一方要远远强于另一方，他们之间几乎从不会发生冲突。

当个人，如某个独裁者，确立了其地位时–或某个民主政府建立了警察武装后一政府的力量要远大于其国民或公民的力量。

政府不需花费昂贵代价维护和平秩序的第二个理由是，通过建立正确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政府可以依靠强大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大大加强其执法方面的努力，并由私营部门来承担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大部分成本。

所有者的私利促使他们谨防盗贼。

因而，在斯大林为赢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专制统治而奋斗时，他便毫不奇怪地加人了明显处于强势或关键性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派别，该派别(和列宁本人一样)选择了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并决定反对对农业实施强制性集体化。

在他擭取了不受挑战的权力后，斯大林不再需要取悦任何布尔什维克派别，并进而采取了他以前所反对的政策: 由国家对经济的全盘吸收以及残酷的农业集体化。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意识形态原因，这样的说法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要求斯大林所强加的那种经济组织形态; 马克思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几乎什么也没说。由于斯大林的实践和宣传，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已逐渐等同于他所实行的那种类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了，但是，事发之后再使事情合理化，这种做法不能解释斯大林获得专制权力之初的选择。

一般而言，在斯大林的革新之后，苏联和其他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拥有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远远要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斯大林的革新是，为其自身目的征收国家内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存量和有形资本存量，然后使用这些资源生产一系列斯大林所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比在其他方式下生产要高得多的资本物品和其他物品密集程度。

斯大林的大部分资源均通过隐性税收这一特殊体系而获得，即收缴国有企业的所有利润而不是显性地向个人征税。

当工资收入定得非常低时，人们就无力享受闲睱生活。每个人都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包括数量甚大的以前从未工作过的妇女。

斯大林将奖金、累进计件工资比率、对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s)广实施奖励以及向其他生产效率特别高的工人发放特殊额外津贴等方式结合起来，从而提供给人们他们边际产出或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产出的很大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他们边际内的工作征收非常高的隐性税收。对正常量的工作征收几乎等同于完全充公比例的税收，而对额外收入或奖金性收入征税很少或不征税，其效果是税收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意愿。

事实上，如果我们走向极端来假设政权确切知晓个人的生产潜力，并且知道该人维持生存的水平，那么政权就可以选择一种税收总额固定的税制，以拿走工人所能生产的高于其生存水平的一切，而同时仍然能够让工人付出比在水平税率或根本不征税的情况下多得多的劳动。

对能力要求较高并且产出率较高的工作，斯大林政权订立了仅仅稍高一点的基本工资，但允许能力较强的人保留他或她边际或奖金收人的全部，或几乎全部。

为了激励能力较强的人们从事产出率较高的工作，并激励他们在这些工作上更加努力，政权必须让他们获得其边际产出的全部或大部，而这些收入高得足以保证这些工人最终得到高于生存水平的消费。

实际上，斯大林抛开平等主义观念，而致力于最大化人们从事生产的意愿–此他毫不掩饰并着力强调。通过对边际收入很低地征税–奖金，分配住房，在工作场所发放稀缺消费品，对斯达汉诺夫工作方式实施奖励，以及类似的做法并通过订立非常低的边际内收入，使得人们相对几乎无法享受闲睱，来促使从事最为重要、要求最高的工作的人们做出额外的努力。

高度平等的边际内报酬率，轻税或无税的边际收人，这些正是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前提条件。

布尔什维克党人1917年接管政权时，苏联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并且特别是富农较大面积农田的那一批人，创造了国民收人中的大部分。因而，除非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得到农村地区生产出的绝大部分产品，否则他们就无法获取苏联大部分的国民收人，这对他们构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

在斯大林巩固其权力之前，部分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苏联需要“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偷盗行为和大发横财，马克思将其归结为资本家起始时期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等物。通过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只有从富农和一般农民那里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初始资本，舍此别无他途。尽管斯大林一开始站在反对剥削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一边，但在巩固了权力之后，他很快采取了激进的做法。

因此我主张认为，集体农庄主要是征税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意识形态所倾向的组织体系是国家农庄，在农庄内工人被支付工资，而国家获得剩余产品。但国家农庄的大部分产出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所以这些农庄不用向政权提交大量的剩余。斯大林故而选择了集体农庄，并规定集体农庄成员有义务供应他所要求的数量的产品(理论上的“生物产出”): 集体农庄无法保有所需的资源，以向其成员支付国家农庄的工资。集体农庄不像国家农庄，似乎是为了“税收征集”的目的而不是为了“集体主义”治理而组织起来的。

沙皇俄国尽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并不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自己赢得有利的位置。它甚至不能在1904—1905年战胜当时仅为半现代化岛国的日本。类似地，蒋介石掌管的中国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但在军事上积贫积弱。

尽管二战中德国地面和空中军需品的产量是一战中的2.6倍，但是二战中苏联军需品的产量是一战中俄罗斯帝国军需品产量的24.5倍。

共产主义经济在动员资源或征集税收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有效体制。

苏联体制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是低效的。

出于斯大林体系资源动员或税收的需要而对市场的扼杀和扭曲，其结果是苏联型社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要低于–且越来越低于–处于可比发展水平上的市场经济体。

早期的苏联型社会，尽管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却依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率超乎寻常的高。

二战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脱胎于斯大林的革新与征服的社会，通过它们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弥补了它们的低效。

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时间的推进，苏联型社会开始停滞。尽管它们得以继续它们的高储蓄与高投资，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们已无法获得甚至是适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

尽管市场在苏联型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远比通常认为的要大，但斯大林体制显然必须通过命令与控制体系，来处理数量令人吃惊的事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又必须依赖一支数量庞大的、由特权阶层及重要性相对较低的行政官僚组成的队伍。苏联型经济的领导人–考虑到其必须通过官僚系统做出数以百万计的决定，而其他社会的官僚系统主要由市场来管理–如何才能实现资源配置中甚至是程度非常微弱的理性?这样的体制会对消费者需求不敏感，并会存在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条件，这样的观点是如此有名，以致不需对其作进一步的讨论。

为了让苏联型经济实现可容忍程度上的资源配置–事实上，为了让它从根本上可以运行–官僚机构必须集中处理数量令人惊愕的信息。在市场经济体中，只有厂商需要知道它可从每一投入组合中得到多少产出。如果每一厂商拥有这种关于其生产函数的信息，并且知道其各种产出和投人的价格，那么市场经济体，如果它是完全竞争的话，就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与此对照，在苏联型经济中，中央计划的制定者需要(除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市场之外)知道每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为了制定出一个有效的计划，他们需要使用这类信息，此外他们也要详细了解领导人的各种优先考虑。

当经济活动在范围广大的空间内展开，如农业和零售商业中的情形，信息传递和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由于涉及的距离增加而变得更为困难。而随着官僚机构体积变大，信息损耗也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是因为发生在等级制度每一层面的理解失误通常会传递到其后的所有层面。

在等级制度的每一层面，造成信息扭曲的动机不断积累，所以这些动机会随着官僚机构体积的膨胀而呈现非线性的增长，而且必然地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中变得极为严重。

苏联在1968年至1980年期间，国家仲裁机关(Gosarbitrazh)每年就要审査650 000至700 000例争端。

正如此处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苏联型社会的质量问题在消费品领域最为突出。

机警的上司会相应地利用下属间的竞争，以盘剥他们较为详尽的知识，并对潜在产量做出较好的预测，以及督促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

只要对官僚间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共谋不存在疑问，处于制造普通私人物品的计划经济或等级制度的顶部的人，甚至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竞争性市场。

尽管如此，当官僚体制生产可计数、甚至可售出的交易性物品，并且对下属间的竞争确信无疑时，下属间的竞争就形成了某种市场，并且存在着效率收益。

在稳定的环境中，共谋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增加。

最终甚至企业协会和行业协会也能变为共谋组合或内部人游说团体，它们更多地为其管理人员和成员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于中央或整个社会。

现在被称为“政府部门游说集团”的团体，当时成功地施加了压力，为它们指导的企业争取了更多的投资和进口，而这发生在不论是增加投资还是进口都将对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现很久之后。

他们的动机很像市场民主社会中特殊利益狭隘组织的动机，并几乎像单个罪犯的动机那样充满了邪恶不当的成分。

苏联型体制隐性税收独特的高税率意味着对市场大量的干预，而这导致了腐败的盛行。

专制者因而拥有了任何人都照看不过来的财产和税收收入，所以必须要找一大群人来照看这些财产，而且必须要有人来照看这些照看者。

但如果除中央外没有任何人拥有财产，而且除中央外没有任何人具有得到隐性税收收益的法定权利，那么除中央外的每个人都有动机去引诱这些官员，使之成为不计其数的阴谋的一部分。

如果中央依据最轻微的怀疑做出最严厉的惩罚，那么对体制而言不可或缺的官僚之间的相互竞争就会维持得较为长久一些，所以斯大林式的清洗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对体制有害，甚至可能会使体制运转得更好。

苏联型社会的运动规律是，他们不仅必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衰退，而且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最终会变得像某些人所说的，买东西是不可能的，偷东西却很容易。越来越多的体制受害者开始相信，不拿国家的财产就是抢劫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开始发自
肺腑地、直觉地感受到，他们应该拿些东西回来是绝对正确的。

相反，每个共谋圈子、企业游说团体、行业协会和地方社区从社会产出中所得甚少，以致每个这样的团体仅拥有一个狭狻利益–也就是说，对维持社会生产率仅有微弱动机或根本没有动机。这样，危机总有一天是要出现的。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转型主要是指由私有产权和经营替代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国有行业的私有化。

转型被休克疗法者和渐进主义者共同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体制由不同观念控制下的体制所替代的过程，而且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视为这一过程的核心。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存国有企业应以多快的速度经过私有化实现国家经营向私人经营的转变。

在苏联型体制的最后日子里，特别是在转型期间，通货膨胀十分猖獗。

在税收体系已然死亡的情况下，补贴只能主要来源于银行系统发行的新增货币。其结果是–正如其不得不是–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如果大规模私有化得以展开，它仅是这样一种形式的私有化，即(如在俄罗斯发生的那样)将企业主要给予内部人和(特别是)现存管理层，并使得同一批管理人员像以前一样掌权。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大型企业的私有化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尽管这有一些夸张，但它抓住了事实的本质:在苏联型体制结束之时，在很大程度上大型企业在政治上非常强大，中央无力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且常见的情形是它们依然如此强大，以致甚至在出现了私有化时，这样的私有化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除非是企业管理层自身所希望的改变。

为什么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不希望实行私有化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改革，这是有原因的:苏联式的僵化症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通常不可能会生存下来，而且在理性化经济中也无法维持。

然而理性的计划经济和公开竞争的市场一样，不会让许多国有企业继续处于那种僵化状态中，所以私人或公共管理问题不是事情的本质。最为核心的是寄生性部门和生产性部门之间的冲突。

我们回忆起小型团体，特别是在统治者任命的特权阶层这一层次上，甚至在共产主义体制内，随着时间的充分发展，会存在隐蔽的集体行动。 每一个这样的小型团体均有其狭隘的利益，这些利益和专制者的共容利益形成了对照。

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对集体行动的共谋的打击，这个国家就是文革期间的中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毛泽东发动了一场针对他自己的高层和中层下属–那些红色官员–的革命。他彻底击垮了他的经济所依赖的那些行政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仅有军队得以豁免。直接的结果是极度的不稳定和管理混乱: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表现要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差得多。一个较为长期的结果是，在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没有接近于像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那样多的地位稳固的行政管理人员小团体。

所以当邓小平及其他实用主义者们在毛泽东死后的短时间内挫败了毛的遗孀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后，几乎已不存在行业、企业或行政管理人员团体，其内部人游说活动能够破坏邓小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邓小平同时被认为得益于几乎每个人都乐于见到文革所带来的混乱的结束。邓小平作为新一代实用主义者，其广泛的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狭隘的既得利益。

邓小平做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改革者们所无法做到的:在和无数从事隐蔽的集体行动及其他内部人游说活动的派系的战斗中胜出。当时颇为可怜的中国经济中的绝大部分–农业–很快实行了个人责任的市场制度。其他市场导向的改革接踵而来。其结果是我们所见到的快速经济增长:产出经常以每年10%或更高的比例增长。中国和欧洲那些曾经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但没有经历文革的国家的差别，与此处提出的观点完全吻合。

我的观点是，最为重要的单一因素是，联邦德国和日本社会的民主政治在战后早期要比大部分前共产主义社会在苏联型体制崩溃之后的最初岁月里运作得更好。

考虑到二战期间统治德国和日本的专制统治的性质、战败经历及战后盟国对这些国家的占领，这些国家在战后民主体制的早期极少存在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或组织企业联盟之类的事情。这些国家主要实行大多数人统治，因而相对而言由广泛的利益进行着统治。尽管这些进行统治的大多数人也曾犯过错误，但他们的广泛包容性赋予他们促成社会有效运作的动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与此相反，斯大林所建立的攫取体制的僵硬退化使得前共产主义国家内的大型企业更擅长于内部人游说而不是从事生产。每一个这样的组织从整个社会的繁荣中仅可获得有限的利益，因而为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它很少或根本不考虑社会的需要。

尽管许多人强调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均广泛地使用市场，但我极少听到有人指出在贫穷的经济体中市场也是普遍存在的。

我曾见到的市场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是1992年年初的远远谈不上繁华的莫斯科:在那里几乎在每一个地铁站和街角都可以看到人们在进行买卖。

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永远会产生大量的影子经济和政府部门的腐败行为。

简而言之，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当个人和厂商拥有一套广泛而牢固的个人权利之时，源于贸易的大量重要的收益才会形成，许多重要类型的生产活动才会发生。事实上，超过原始社会所能得到的贸易收益，只能在个人权利既广泛又牢固的环境中才会产生。类似地，至少是在市场经济中，那些不是如此基本以致可以自我保护的生产类型，只能在财产所有权和合同执行十分可靠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是如此普遍而深不可测，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拥有不计其数的企业家，他们有相对良好的渠道获得信贷和风险资本。

自我实施的市场和自我保护的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都从中获益，而且它们养活了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

然而，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或收人水平的提高，社会需要从那些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如涉及借贷和购买现货远期出货的交易–中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只有通过由政府或社会设计的市场才能获得。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理论和证据同时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将在这一情境中并不重要的少量特殊条件不予考虑的话)，可以导致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仅仅要求两个一般性条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一个条件是矛盾的，它要求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也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都拥有牢靠的定义准确的私有财产权时，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其全部的潜能。这些权利从来都不是由自然所赋予的，而是社会的–而且通常是政府的–规划设计的产物。

如果社会中有清晰而可靠的个人权利，从事生产、投资和互利性交易的强大动机才能出现，因而也才会有至少是某些经济进步。

繁荣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第二个条件仅仅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但是，即使在个人权利保护得最好的社会中，另外一种形式的掠夺可能而且确实经常性发生。这种形式的掠夺，一是通过游说活动，以赢得符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和法规，二是通过卡特尔化或共谋行为以操纵价格和工资。

本书已经显示了，这一僵化过程在东方和西方都巳经出现–我认为它在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中都会发生，不管这些社会实行专制或民主政体。

这两个条件足以保证社会将不仅拥有到处都存在的市场，而且会拥有所有类别的市场–包括能够引进外国投资的资本市场–以带来甚至不是自我实施型市场的收益。

同时满足前面两个条件的经济体，就如同一个处于青春期前期的孩童，可能会犯很多错误，但向上成长事实上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我宣称，我已经回答了前言中提出的问题，即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不仅拥有几乎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的市场，而且拥有那些足以带来经济繁荣的市场:答案是仅仅需要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

我认为，这两个条件最有可能在稳固的、尊重权利的民主体制中得到满足，在这些民主体制中，制度的设计使得权威机构的决策最大可能地服从于广泛的利益。虽然长久存在的民主体制(就像任何形式的长期稳定的社会一样)在过去最终不得不遭受狭隘的特殊利益的困扰，但它们永远如此却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个为人所理解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上面这段话出自《商君书》的“开塞”章节，描述了随着人口增加，社会关系发生的改变。人或者说动物天性自私，人们按照本性生存，这个社会就会混乱。于是这时候出现了贤者，也就是类似部落里的长老，他们制定了成员之间的道德规范，告诉大家哪些事是好的，哪些事是不对的。这其实也就是儒家的做法，以教育的方式团结周围的人，督促大家成为“君子”。由于大家互相认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是靠直接的信任，人与人之间还没有阶级的划分。用本书中的说法是：

“人口众多的社会无法通过政治哲学家常探讨的自愿性社会契约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愿性集体行动来获得一个和平的秩序，但是小集团却常常可以通过一致同意获得和平的秩序。

人类学方面的文献却认为原始社会是通过自愿性行动达到和平秩序的。

许多原始部落是没有首领的，因此一般没有一个人能处于强制其他人做什么事情的地位。”

当人少于150人（邓巴数字），整个部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儒家这种靠人之间的关系管理社会的弊端就出现了。这种人口规模的增加可能是由于部落自身的繁衍或者征服了其他部落。例如人口规模到达了上千人，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互相不认识的情况，此时通过直接的人际交往建立信任关系互相协作已经不可能。此时出现了圣人，也就是上古的那些圣王，他们依靠自己过人的政治能力与政治资本对社会进行了整合，例如谈判媾和、兼并战争等，划定了私有产权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来作为保障，并且有了相应的暴力机关与政府机构来维持法律的运转，以“君”为核心的国家、政府出现了。这时候出现了社会阶级的分化（上贤废而贵贵立），而且以货币为代表的市场应该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因为互相不认识，所以互相之间的协作、交往就需要一个大家都信任的媒介，也就是“通货”，它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了人之间的交往成本。

在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形式，也就是帝国的形式。与无政府相比，政府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其用强制力的方式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保障其臣民的私有产权安全。政府以税收的方式获得支持其运转的财政收入，其中一部分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例如官僚的薪水以及类似治河这种公共工程，另一部分供君主私人调用。政府花多大的比重在其中一项上一般看其与社会的共容利益有多大，也就是社会整体财富的发展会给自己带来多少税收上的回报。

时间来到了近代，标识是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殖民了整个世界，当然这对原住民来讲充满了血腥。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如此庞大的一个市场。人类从未如此迫切的渴望提高生产力。这时产生了两个东西使得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碾压了全世界，带来了长达500年的世界霸权。第一个是在较为落后的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以机器代替人的生产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人类第一次出现了供给超过需求的能力；第二个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发扬光大的以信贷为标识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大的提高了市场运行的效率。注意，这两个发明都是大市场出现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即需求决定供给。因为再高的生产效率与交换效率在小市场里也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当然这两个东西的出现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直至今日。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对于这个世界市场经济规律研究的经济学。西方经典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完美的，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只要没有人为因素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自动的优化供求与价格等因素。政府在这当中只要当一个“守夜人”，即如何保证市场的完全竞争，而不能出现一些诸如垄断或者贪腐等行为造成的对竞争的破坏。

但是纯市场经济有个问题，就是缺乏整体规划。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也就是说，由于生产资料私有，投资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会倾向于把钱投入到最赚钱的地方，而不赚钱的行业却很难得到投资。近年来我们能看的很清楚，例如共享单车，这种概念一旦炒热，就会有大量的钱涌入；而像一些传统行业，或者像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收回成本周期非常长甚至赔钱的行业则很难拿到投资。这种不均衡会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供求的失衡；而一个著名的经济现象也出现了，即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也就是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有的产业获得大量的投资造成产能过剩，而实际上市场并不需要这么多产出；而有的产业却又拿不到急需的投资。世界市场就这么周期性的出现繁荣-危机的循环，周而复始。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引入了计划经济的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抛去意识形态的一些影响，计划经济的原理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样国家就能站在顶层去配置社会资源，从而避免市场经济的缺点–可以说，苏联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而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立初期基本也都能达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同样的，计划经济也有自己的问题。苏联通过庞大的官僚队伍去代替整个市场–因为没有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了，供需的数据自然通过政府机构一级级上传，最终汇总到中央，然后由国家整个进行资源的配置。那么问题就来了：

1. 由于引入了人的因素，那么就局部来说肯定没有纯市场配置效率高。因为每一级政府机构都是对供求进行主观的判断，且不说判断是否正确，但是贪腐、共谋等一些行为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错误配置。而站在中央的角度讲，还要建立对这个庞大官僚队伍的监控机制，以降低这些人为因素对计划的干扰。
   
2. 对于生活用品，这一套并不是很管用。国家能从军队得到反馈说某种战斗机好不好用，然后再去调节资源的配置。但是对于民用品却无能为力。因为由于没有自由市场的供求决定，政府没有办法知道每个人的具体需求。
   
3. 当国家产业较少时，计划经济还是很管用的，因为它能最大化的投资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去，即使局部看它很低效，但实际上由于高储蓄率以及高投资率，这种低效完全被它的优点所掩盖了。但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这种低效带来的缺点呈非线性的增长，因而总会在某个点超过计划经济的好处。越来越大的官僚队伍会造成腐败盛行，而由于人自身的误判等因素也会积累造成质变。
   
4. 完全由政府控制整个市场的行为实在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在私有产权社会里，政府只要制定好法律并且建立好相应的强制机构，整个市场的运行成本均摊给了每个参与者。公司会自己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打官司、请保安等等，而对于市场需求的调查这些也都是企业自己负责。政府需要做的很少，成本也就很低。而当产权属于公有，国家就需要把所有这些都负担起来。
   

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个效率问题，生产力如何最大化，投入产出比如何最小。计划经济说白了就是把国家当作一个大公司来运作，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的私人公司去竞争；当我们去对比公司与国家间的异同时，会获得更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