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

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

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

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

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

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

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

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

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

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

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

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

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

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

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动力。

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来越认识到，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经济才能及其向技术发明的转换也可以是一种判断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日本是个极好的例子。

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

法国不仅谋求在统一欧洲中起主要的政治作用，还把自己视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地中海—北非国家群体的核心。德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新的欧洲联盟（欧盟）领导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认为自己对于新解放的中欧有特别的责任，这种想法同过去那种由德国领导的中欧的概念有含糊的近似之处。另外，德国和法国都认为它们有权代表欧洲的利益同俄罗斯打交道。德国甚至认为，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仍可作出同俄罗斯发展某种特殊的双边协调的重要选择，起码在理论上是如此。

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

英国是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本不再参与由法国和德国为主角的大欧洲事业。

同英国在欧洲一样，日本宁愿不参与亚洲大陆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其他亚洲人仍然厌恶日本谋求在地区发挥显要的政治作用。

日本在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姿态给美国在远东发挥主要安全作用提供了条件。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即使在这个地区，它发挥重要影响的能力也有限，原因包括：印尼经济相对的欠发达状态，国内政局持续不稳定，是个分散的群岛，又易受种族冲突的困扰。

印度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这种看法恐怕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长远能力，但印度无疑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地区的霸主。

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

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

乘俄罗斯力量减弱之际，土耳其和伊朗正在里海—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某种影响。

伊朗的独立能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

韩国也是个远东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它同美国的密切联系使美国能够不在日本本土过多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

华盛顿没有规劝伦敦放弃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裂性立场，尽管华盛顿已清楚地表明它更愿意看到德国，而不是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

俄罗斯国内情况的好转是其民主化和最终欧洲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其帝国潜力的恢复又将妨碍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这一联盟在规模和范围方面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尽管这次当头的可能是中国，而俄罗斯是随从。

中－日轴心可能会带来一种在地理上比较有限、但潜在后果却更为深远的挑战。这个轴心可能在美国失去在远东的地位和日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出现。联盟将把两个有非常巨大的生产能力的民族连结在一起，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但鉴于两国的近代历史经历，中国和日本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成联盟。有远见的美国远东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联盟的出现。

目前各种联盟看来都不可能出现，它们只有在美国的欧洲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和欧洲主要国家急剧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西欧已经是一个共同市场，但还远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连正在露头的欧洲人格意识，都显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创造性的势头丧失殆尽，且在世界的一些大问题面前采取孤立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内向态度。

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对经济复兴的渴望以及前苏联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曾经是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势头的三个主要动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这三个动力已经消失。经济复兴已基本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负担过于沉重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耗尽经济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制正使欧洲政治注意力内向。前苏联的威胁是消失了，而一些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影响而独立的愿望却并未转化成促进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一般说来，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尽管生活舒适却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

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

法国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观念，这实在有点荒谬。

法国这个最先发明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并把民族主义变成民众信仰的国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和联合的欧洲的化身。

在法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轨道内，一个日益更加强大的德国必将成为法国最难对付的国家。

若法国要营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国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

如果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全球性大国，那么摆脱这些困境并实现其主要目标也许并不困难。

法国不大不小正好是个中等的欧洲大国。

德国的统一也急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实际形势。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法国都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败。统一的德国不仅不再是法国的政治小伙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首要大国，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尤其因为德国是支持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出资国例如在下列组织的总预算中，德国出资的比例分别为：欧盟28．5％；北约22．8％；联合国8．93％。

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

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

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1991年末的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铁托的南斯拉夫反对和毛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10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年。

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

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口。而这些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国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奥德萨是俄国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与距离更远的国家贸易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

苏联解体之前，里海实际上是一个俄国的湖，仅南部一小部分属于伊朗。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阿塞拜疆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资者又加强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样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这一切使俄国现在仅是里海盆地财富的五个争夺者之一。俄国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它能够自行处理这些财富。

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

中国将在任何俄国认真努力拼凑的这类“反霸”联盟中成为老大。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于开拓，生气勃勃，对俄国还有某些潜在的领土要求，将必然使俄国沦为一个小伙计。而同时中国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帮助俄国克服其落后状态。俄国因此将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若乌克兰不属于欧洲，俄国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国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鉴于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这场战争还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

在中亚，内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势不稳定的更重要原因。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有四个是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波斯语系，而不属前苏联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图以及波斯等种族的大杂烩。这六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

传统的欧洲巴尔干牵涉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三者间面对面的争夺。还有三个间接的参与者，它们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会因某一个主角的胜利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德国惧怕俄罗斯的强大，法国反对奥匈帝国，英国则更希望由一个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愿看到其他两个主要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巴尔干。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些大国成功地遏制了巴尔干的冲突且并未损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年，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给所有各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展开直接争夺的同样有三个相邻大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尽管中国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主要角色。

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

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

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

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

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

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大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气蓬勃和经济上强大的，但同时在本地区又是孤立的。由于在安全上依赖强大的盟国，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个强大的盟国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赖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主要对手。

处于欧亚大陆远东的日本的形势与处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德国的形势，在表面上有类似之处。两国都是美国主要的地区盟国。说实在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与这两个国家的紧密结盟。

有些邻国甚至还把德国看作善良的地区大国，而欢迎可能出现的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日本的亚洲邻国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它们仍怀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的敌意。

日本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而且同这一邻国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为现实。韩国，尤其在它最终实现了和北朝鲜的统一之后，或许能成为日本的波兰。但是，韩国人对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这阻碍了任何社会性的真正和解。

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则并不孤立。

许多亚洲国家认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而且过分地模仿西方，且不愿和亚洲国家一起对西方的人权观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

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并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

美国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影响。再者，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也将有助于在中国国内制造扩大民主化的压力，同时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

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

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

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

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一个结成邦联的俄罗斯以及印度，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可以共同成为这样一个更加机制化的跨洲际体系的核心。跨欧亚安全体系的最终出现可逐步使美国摆脱某些负担，虽然美国作为欧亚稳定剂和仲裁者的决定性作用仍会长期保持下去。

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布热津斯基的这本书可太有名了。老布波兰人，对于俄罗斯极度仇视。这本书成书于1997年初，其时：

毛子仍然没走出苏联解体的直接影响，车臣打得很惨；年轻的普大帝已经开始准备上位，但还没崭露锋芒。

而我国就更风云涌动了。
法轮功还在闹，到99年开始定性为邪教。
97年下岗潮已经开始，大约70万工人下岗。
97.7.1年香港马上回归，“一国两制”将要第一次实行。
97.7.2从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开始了。
98年特大洪水也要来了。
99年大使馆被炸。
美国还在95年和99年分别制造了两次台海危机。

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以老布的话说就是：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大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而这时候美国也来到了其最强的时候，经济、科技、军事、政治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形势下写的。作者的观点仍然继承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分析了在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大国，并且未来必定会衰落的情况下，如何在这个短暂窗口期，在地球上最重要的欧亚大陆上建立利于自己世界体系。

作者将整个欧亚大陆分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东亚四个部分。其中欧洲的法德，亚洲的俄罗斯、中国是最重要的四个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是非常重要的钉子；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都用于限制俄罗斯，韩国用来限制中日。

欧洲是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根基，一个统一的欧洲对美国有利。德国是实际上的欧洲领袖，也是美国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但一定要法德共治；法国实力不够，德国由于历史原因无法独担大任。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仍然认为俄罗斯做的不够。俄罗斯丢掉了乌克兰使其丧失了作为欧亚帝国的本钱。里海原本是俄罗斯的内湖，现在有五个邻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阿塞拜疆，除俄罗斯外都是穆斯林国家，而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使阿塞拜疆与俄罗斯很疏远。而伊朗一定会反对俄罗斯独占里海。而更重要的黑海自古就是四战之地。土耳其、巴尔干、乌克兰、俄罗斯四个最重要的环海地域，俄罗斯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伊斯坦布尔海峡还处在土耳其的控制之下。而乌克兰的丢失则导致了克里米亚的丢失。中亚五国加阿富汗都是穆斯林国家，因此也很不友好。

而中国虽然经济增速很高，但是作者对于其是否能持续增长持怀疑态度；日本虽然是盟友，但远没有德国在欧洲的那种地位。美国最重要的策略是使中国民主化，然后与一个民主中国共同建立对于远东的治理架构。

作者认为美国现在的绝对优势只是暂时的，是一个很短的窗口期。美国应该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当未来美国相对衰落之后，美国才能更加的游刃有余。

布热津斯基2017年去世。他应该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很多已经成了现实，但是也有很多离当年出这本书的时候有了很大区别。

• 俄罗斯
  毛子换了个强势的普大帝上台，收回了克里米亚，但是二毛确实与大毛撕得好开心。俄罗斯如果收回乌克兰还可能复兴；当然也不容易，因为没钱。而制造业又竞争不过现在强大的中国，产业革命也看不到有他的份，可见的未来只能卖资源苟下去。
  
• 欧盟
  老布预测到了欧洲的衰落，但是没想到这么丑陋、这么快。英国公投脱欧，法国黄马甲，德国难民潮，希腊破产，欧洲一体化遥遥无期。
  
• 中国
  90年代的中国真的有亡国之兆。天灾人祸、妖孽丛生。转折开始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9.11美国被恐怖袭击，10.7发动阿富汗战争，12.1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下岗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个巨大的世界市场面前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到反恐战争结束的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开始了“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希冀在高端制造领域与美国一较高下。
  
• 美国
  小布什、奥巴马、川普，三个大佬把鼎盛时期的美帝以最快的速度推向了衰落。老布预测到了美国的必然衰落，但只是相对衰弱，而不是绝对衰弱；预测到了美国未来地位降低的大势，但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小布什从01年开始的10年反恐战争，直接打的揭不开锅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留了10年闷声发大财的机会。奥巴马一个市政协委员，基本上施行的就是休养生息政策。川普就不说了，面临着迅速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的挑战，肩上的责任很重，按理说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或者说妥善处理美国权力收缩的善后事宜。但其上台之后做的事情就是“退圈”，包括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然还想退出WTO。这完全与老布所设想的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