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

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和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

然而西方列强不是那么容易安抚的，中国的妥协让步只会导致西方提出更多的要求。

日本与中国四周的大部分邻国不同，其过去几百年里一直抵制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指定外交政策举措时，他所参考的通常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中国的古典著作，例如四书五经、记述历代王朝兴衰的《二十四史》、《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以及其他关于战争和策略的兵书，像《水浒传》这类反抗斗争的故事，还有《红楼梦》这部讲爱情和封建贵族内部争斗的小说。

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在中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循，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执政者能像毛泽东那样集传统、权威、冷峻和全球视角于一身。

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终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了毛泽东想要达成而斯大林却尽量回避的内容，即在发生与第三国冲突时互助的义务。

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疑心颇重的绝对领袖彼此以己度人，个隔空过招隔空过招儿，原本可能会斗上好多年。却不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此时加入地缘政治的争斗，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美国的各项表态模糊不清，但是金日成坚信，美国不可能接受共产党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

两天以后，杜鲁门总统为防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边向对方发动进攻，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杜鲁门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国会和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最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想到过这是在扩大战争，而事实上，它已经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

中国在1954~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行动，1962年和印度的边境冲突，1969~1971年在乌苏里江与苏联的冲突，以及1979年的中越边境之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突然实施军事打击，马上继之以政治层面上的动作。

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

周恩来说，“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

中国出兵是针对其所预见到的危险做出的反应，它还表明了朝鲜在中国的长远谋划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

最后，事到临头斯大林却打了退堂鼓，不肯兑现他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保证－－连任何与美国直接对抗的事都不肯做。

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在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斯大林促成的中美之间的不和并未导致中苏关系的改善，也未降低中国走铁托道路的可能性。

而美国观念的误区在于把共产主义阵营看作是紧密一体的，没有认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彼此已经猜忌颇深。

美国及其同盟不时地提出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个国家的主张即所谓的“两个中国”，但双方政府都坚决反对过这一提议，说这会阻碍它们实现解放对方的神圣使命。

俄国的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寸土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

不敢毛泽东的初衷如何，他从不容许别人长期挑战他的权威。

中国社会传统上是崇尚儒家文化精英的，现在，没有知识的农民反倒成了再教育的老师。

此等场面与7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何其相似！

近年来，随着个人记忆的渐渐淡薄，中国国内开始试探性地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承认“文革”期间的确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但也谈到或许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哪怕他的答案酿成了大祸。

美国决策部门的精英们曾决定捍卫印度支那，抵御苏联和中国所谓的联合进攻，而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改变了看法，认为越战不光是打不赢的，而且还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

毛泽东深信理想和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难，而尼克松则决心缜密擘画，他担心即使是最好的计划也会因为命运的不测而化为泡影。不管怎样，他还是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了。毛泽东和尼克松有一大共同点：两人都愿意顺着自己思路和直觉的整体逻辑得出最后结论。

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这些示威是否标志着一场真正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翘首以待，但等来的只有一次次的失望。如果此时中国向美国靠拢，是否会正值世界革命成功之际？

两人都不得不谨慎行事，否则过早地暴露目的会引起苏联的进攻，或者若遭对方拒绝也会挫败整个计划。

问题已不再是美中在谈判风格上的文化区别，而在于尼克松的做法与他自己外交人员的差异比他跟毛泽东在做法上的差异还要大。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要结束“文革”。他说，他本来要搞的道德和知识革命已变成了高压政策。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整整两天。两天后，毛泽东夜里又失眠了，服了安眠药后，迷迷糊糊地“伏案”而睡。突然，他发话说叫人给外交部打电话，“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至今美国人还常常把对华开放看成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友谊，但中国领导人从小就学到这么一个观念：一切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

尼克松总统期间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因为尼克松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

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够将美国人的视线从越南上面转移开来，毛泽东则决心迫使苏联在攻打中国之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领袖。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谦恭之心。

那天晚上其实无法写完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后来达成了折中办法。草案需要毛主席批准，而毛主席已经睡了。最后他批准的措辞是这样的：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

中国领导人也知道他们的越南盟友因为中国给了尼克松振奋美国人心的机会而怒不可遏。要是越南发现其盟友在首都公开集会支持他们的敌人，肯定会让一向脆弱的中越关系走向破裂。

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我的意思是，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

尼克松和周恩来知道，会谈的时间一定很紧张，要领袖们参加起草会有危险性。一般来讲，就算意志坚强的人－－意志不坚强怎么会当上领袖呢－－在时间少、媒体又紧追不放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打破僵局。因此，外交官赴重大会议时，往往是带着已经大致完稿的会议公报去。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主持编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林彪好像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安全，与其跟美国搞在一起，还不如再次高高举起“文革”的大旗。也有人说，林彪的确反对毛泽东，但当时他的立场其实跟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务实立场颇为相近，他的极左狂热只是一种掩护。

毛泽东的一生都认为和平是斗出来的，和平本身不是目的。中国不怕承认跟美国有分歧。周恩来的草案和我的草案都是陈词滥调，只有苏联才会签这样的东西，签时就缺乏诚意，以后也不会贯彻执行。

关于霸权的那一段是意见最为一致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历史上，任何两个国家在意见远远不如这样一致的情况下都能建立联盟了，更不用说这么一个公报。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阐明了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中国则坚称必须最终统一。

换言之，只要不妨害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各方都可使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要。

背后根本的潜台词则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思考的哲学问题：如何界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外国人那里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本有能力消弭内部冲突，但年迈的他却对自己一手造成的复杂局面越发感到左右为难。

万一苏联攻打中国，我服务过的两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福特－－都会大力支持中国，并竭尽全力击败苏联的野心。

他主动提到了上次会见时谈及的保证：“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一如往昔，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孤高的耐心和含蓄的威胁把要务推到了极限－－有时他的话意不是高深莫测就是难以捉摸。

对毛泽东而言，对美国开放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外交部长乔冠华开始变得针锋相对，当初周恩来在推进中美合作进程时那种平滑自然的娴熟作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再三再四的嘲弄言辞。

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一直有两股政策势力在相互竞争。革命派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和政治力量，他们坚持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把自己独特的思想信念向钦佩中国的世界传播。还有一批重视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人在冷静地审时度势，为中国运筹帷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寻求与他国结盟，但同时也第一次敢于向全世界挑战。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蹂躏蹂躏摧残的国家，是他结束了国内的派系斗争，带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抗的世界中稳步前进。

他的接班人跟他一样相信中国的实力，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国单凭意志力和意识形态就能发挥其独特的潜力。他们强调自力更生，但也知道只有精神鼓舞还不够，所以致力于内部改革。这股新的改革浪潮让中国重回周恩来的外交方针－－其主要内容就是努力让中国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接轨。

毛泽东推翻了传统旧中国，以其断壁残垣为最终现代化的建筑基础。邓小平则有勇气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坚韧不拔来实现现代化。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级的自主权，开始了他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还要澳大利亚访客在中国旅行时不只要看中国的成就，还应该看看中国的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也是第一人。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

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对小小不言的摩擦不该介意。

他坚持中国应更强调“专”而不是“红”，并且对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者予以奖励。

华国锋所缺乏的是政治拥护者。他之所以获得权位，是因为他不属于两大竞争派系－－“四人帮”或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任何一方。但一旦毛泽东不在了，华国锋既想不加批判地遵循毛泽东集体化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又想要邓小平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结果反而被这个极大的矛盾拖垮了。

华国锋叙述了如何用传统苏联式方法来刺激生产的经济方案，处处根据五年计划，侧重重工业，以人民公社为基础，通过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的使用来改善农业生产。

邓小平则拒绝这些条条框框。他说必须让老百姓关注自己的生产；消费品应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才智必须得到解放；共产党需要少管一些，政府必须将权力下放。

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群众”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纯粹凭借意志力和意识形态能克服一切障碍，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的贫穷及其与发达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鸿沟直言不讳，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专长和资本来补救缺失。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可以说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当时人们对此尚未看透。

美国最大的错误是：虽然历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都真心地，甚至是拼命地寻求所谓外交解决，但他们都没能认识到，实现外交解决要花大力气，等于先要完全打败河内－－而且他们也没认识到，苏联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只能推波助澜，不能发号施令。

越南的民族特征因此反映出两股互不调和的力量：一方面，它吸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它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

1976年2月，中国停止对越援助，一年后又切断了尚未完成的援助方案所需的一切物资供应。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合作在许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联盟更为紧密，也更冒险。他们要执行的是前面章节讲过的进攻性威慑战略，其特点是并没有成立正式组织或规定长期义务。意见一致即可共同行动，但如果意见出现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国即使在危机时刻也不肯放弃独立自主。

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时不行的。”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这也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造成别国支持的印象，而实际上有关国家并未同意，甚至并未接到要它们支持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

中国声称战争的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

如同在中印战争中一样，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惩罚性”打击之后立即撤军。战事29天即告结束。解放军攻占了越南边境三省的省会后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国军队撤出越南，除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试图推翻河内政府。

邓小平的目的是阻止，如有可能还要扭转苏联战略的势头；在他眼中，这个势头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意得以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

回头去看，这次中越之战中苏联的回应不够积极，可以视为苏联没落的最初征兆。一年后，苏联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令人不仅揣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为了补偿对受中国攻击的越南支持不力。无论如何，苏联人在越南和阿富汗都误判了形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力量对比已经不利于他们到何种程度。

中国在朝鲜和越南的行动都是针对北京眼中正在形成的危险－－敌国在中国周边多处巩固阵地。

实际战事非常惨烈，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但是，两次干预都达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实施了对它进攻性威慑的理念。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

政策的延续成了次要考虑，甚至是于己有害的主张。新总统挟胜选之威，可能会高估实际情况允许的灵活余地，或对自己的说服力过于自信。这种情形每逢民主政权过渡就会出现，永远如此。因此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通常会两边下注，以保证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致影响自己的利益。

罗纳的・里根因而表现出了美国的两边摇摆：一方面坚决和北京开辟新关系，另一方面对台湾仍恋恋不舍。

苏联经济停滞不前、负担沉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已经是美国的三倍。

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

要像欧洲国家一样，更加注重对经济进行间接的控制，办法是控制货币供应以及采取干预手段预防通货膨胀。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参与执行外交政策时，美国的每一个敌手都可以指望得到中国的支持，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害怕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当时的苏联也可以对西方采取高压政策，而无须顾忌自己的侧翼。

就中国而言，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希望民主价值观获胜。美国绝大多数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会是肯定的，所有参加辩论中国政策的人也是一样。问题是，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具体代价？在多长的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为实现希冀的结果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在毛泽东时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举止中透着一股强烈的自信，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基于1000年的历史记忆的沉淀。

据李瑞环称，阻碍在于“美国人认为，他们比中国人民自己更了解中国”。

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的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而非自给自足。它将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尽管他开始时有些犹疑，但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完成了香港的和平回归，重构了中国与美国及世界的关系，让中国走上了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他是第一位没有军事资历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的对象，好像面对正在考试的研究生，考察他们的哲学见解恰当与否。周恩来谈话轻松、优雅，充满儒家圣人般的智慧。邓小平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江泽民是最没有中央王国气派的人物。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4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20世纪70年代，苏联依然是战略威胁，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冒险与中国对抗。然而，在美国方面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价值观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

相反，他们拥护一种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即致力于建立一个与他们的执政体系和领土完整不公然敌对的世界，换取时间来发展经济，以自己的节奏来解决国内的问题。这种外交政策姿态更接近俾斯麦而不是毛泽东：循序渐进，注重防御，筑起堤坝，抵御不利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尽管有战术调整，但苛求意识形态正确。江泽民好像是说双方都应该认识到，如果想真诚合作，他们需要知道必须对传统态度做一些修改。

对那些习惯了西方的人来说，你认为市场不足为奇，但在1992年，在这里说市场是有很大风险的。

中国和美国不再拥有共同敌人，但也没有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观。

2007 、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崩溃，再加上西方的混乱失策与中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严重破坏了西方经济威力的神秘感。

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