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美国是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
张五常恰如其分指出：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

如何处理因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过剩食品呢？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社会–没有工厂、汽车、高速公路和商场，没有酒吧、舞厅、旅游胜地和酒店，没有很长的寿命的情况下，额外的食物能够带来的最欢乐和功利的回报是什么？当然是生育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用额外的食物去养更多的孩子（像动物世界一样）是合理的且是最优的个体选择。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边界效用递减法则意味着当同类商品（比如农产品和小孩）的“消费” 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追求消费品种类的多样化要优于追求同种商品的更多数量。
况且为了满足这种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因而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
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
多数工业品是收入弹性很大的消费品，也就是在决定是否购买工业品时，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是灵活的和可以延迟消费的。
不仅粮食需求是非弹性的，粮食供给也是非弹性的。
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吸引大量“以食为天”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农民个体投入到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制造业生产中。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供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或劳动密集型“工厂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
1980年代的中国农民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的确有一点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前者懂得如何组织起来，而后者是一盘散沙。
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那些造就了（并维持）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或简单地说，就是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
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机都难以阻止的。
这不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制度经济学家所吹嘘的），而是因为美国重商主义政府自建国伊始就采纳了一个正确的、有序推进的、从原始工业化到轻工业化再到重工业化的发展规律。
早期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宗教（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社会因素（想想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秘诀就是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
中国的地方政府促成了农村企业的产生，加快了市场的发育和制造的进程。
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变成了高度激励的“公共商人”阶层。
官员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
这一原始工业化过程，就地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哺育了农业劳动人口的专业化技能和社会分工，催化了农村商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多样化，提升了广大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和工资水平，发酵和深化了城乡市场。这是有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打破粮食安全诅咒，从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基本的方式。
供给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
当经济学家黔驴技穷时，便很容易诉诸于“文化”、“民族性格”等注入“索罗残差”或“全要素生产率”之类的“黑箱”分析。
不要仅仅在大城市开启工业化。不要在原始工业品市场和轻工业品市场出现之前以及它们的商业营销网络和交通运输体系出现之前，就盲目地上马钢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采用现代高科技技术以及进行自由化金融改革（或体制改革）。不要在大需求出现之前就建立大供给体系。但要低成本地在乡村开启工业化。要在农村就地鼓励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但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作坊和轻工企业。要用国家财政，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同时，推动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要以产业升级为目标，而不要长期依赖于占“比较优势”的资源出口和农业品出口。但是要做到这些，需要首先建立一个重商主义的强力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网络。这个政府体系具备意愿、意志和能力为本国制造业进行市场（包括全球市场）创造和开拓，管理（"风险管控"）国内储蓄和信贷供给，打造基础设施和城乡商业体系，使其为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流通服务，严防国际资本投机，并把金融业牢牢建立在为制造业服务的基础上，而不是为垄断资本和金融泡沫服务的目的上。
以满足远距离市场交换为目的的遍布广袤乡村的大范围农村工业的“伟大冲刺”，是许多工业化国家在轻工业起飞（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主要特征，如17世纪到18世纪末的英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美国，以及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日本。
这种出口导向式增长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来支持技术引进，继而用进口的先进技术生产更多的出口产品。这种靠参与世界制造业大循环的出口导向的正反馈系统与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拉美国家是依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出口来支持工业化和技术引进。…农业和矿业机械化减少了劳动力需求，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生产则是提高劳动力需求。

企业起源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受市场规模限制的。
大工厂的出现从来都是对大市场出现的反应。
大多数后起国家都把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在纺织业）作为开启工业革命的垫脚石。
太小的市场无法承担资本投资的固定成本，但市场永远不会太大，越大越好。同时，工业品价格随市场规模而下降（因为使用现有资本的边际成本为零），使大企业更有竞争力。
市场规模不仅由人口衡量，还包含它的购买力，更重要的是运输能力、销售网络、原材料供给和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其他让产品能够及时送到顾客手中的能力。
大规模生产与长途贸易需要大量贸易信贷来支持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不断远距离循环流通和再生产与投资，需要先进的基础设施来交付货物而不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需要深化而巨大的市场来吸收并确保大规模扩容的产品供给和存活吸收，还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
规模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固定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组织成本和资本固定投资成本；这些固定成本在平均成本中的份额随市场的扩大而急剧缩小，从而占据竞争优势。一旦固定投资成本得到支付，使用资本的边际成本实质上是零。
纺织业对开启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引导中国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如此的关键。
所有农业社会都有一些原始工业。但它们无法增长并达到临界密度来引爆革命，除非这个国家具备：1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阶层以及由他们创造的商业网络；2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重商主义观念下支持并推动制造业和海外市场（包括原材料）开拓；3 一个连通全国并连接海外的交通运输系统以方便货物和原材料的流通；4 一个着眼于纺织品及其他具有全球性大市场的轻工业消费品的正确产业政策。
所有后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严重依赖纺织业开启它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品的制作性质和它们长久不衰的需求以及巨大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这条工业革命的铁律。
由全球纺织品贸易和纺织生产机械化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渐对以新能源为驱动力的更高效、更大规模运输方式（煤炭、铁路、蒸汽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以煤炭–铁路–蒸汽机“三位一体”为特征的重工业起飞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竞争，并且通过竞争才能组织起来。
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
中国从明朝朱元璋时期开始就有惧怕藏富于民的心态，因为担心民间富了会危及统治者的地位。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不足是误以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自由选举。
建立在“人民共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是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基础。

中国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同样也不能成为乐观的依据，正如奥斯曼帝国并非土耳其复兴的根据一样。而古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无法用来预测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一个成功的工业化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不断由底层驱动，并由前一个阶段的储蓄来获得后一个阶段融资的产业升级过程。
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
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
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
中国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高储蓄（显著地高于之前的工业化国家）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确实能维持这种高储蓄来实现其和平崛起。
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
历史上（甚至今天）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不是从纯科学或者一小部分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泛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驱动，特别是广大草根实践者在日常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和积累。
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中来的。
“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铁律已经不断被证明是人类技术发展史的最重要、最直接推动力。
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
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
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
军事化的垄断贸易公司就一直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马前卒和工具。
中国成功建立来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

没有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市场不会自动出现。
创建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
满足消费需求和创造财富的最快捷手段不是辛苦劳动，而是欺诈、共谋、窃取或直接抢夺他人的劳动果实。
管制和监管的成本十分高昂，通常只有工业化的国家才拥有这些技术并负担得起这些费用。
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市场上每一笔交易都能够受到监管、登记和事后责任追究的经济，而不是芝加哥学派和华盛顿共识鼓吹的自由放任的经济。
ISI的显著特征是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哲学指导下，由强政府来引导全方位的工业“大推进”：从现代农业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这一失败的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现代工业和大规模生产实现的条件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原则。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在落后国家创造一个使“看不见的手”能够起作用的市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程度。
流动性金融资本只追逐短期的利润商机，而不会顾及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
没有可再生性的有形资产，金融资本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自由资本流入和国际热钱造成的泡沫和升值会极大提高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可能阻断一个国家的发展。
创造市场的成本高昂，而创造市场监管体制来规范市场行为的成本更高。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政治集中和基于良好治理的国家建设才是需要的。
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及他的货币价值）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
监视是国家管理的必要条件，不论这种力量指向的是什么。除非建立了一套对对其人口细致完善的监察体系，否则福利的提供是难以组织起来的，不论这是不是真的福利。
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的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
执行和监管领域正是腐败的高发领域。
工业化最强大的驱动力就是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
不仅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工业化也是。
一个国家人寿保险的市值衡量了其人权的程度和价值。
国家层面的民主与微观组织中和社区管理中的行政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在农村地区和全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积累起来的巨大的自组织能力和社会信任（即社会资本），包括公社社员相互间和政府与农民相互间的社会信任，辽阔中国大地上全国范围的原始工业化和远距离贸易不会迅速发生。这种“社会组织与信任”资本建立在公共（集体）所有制度上，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医疗与教育，地方灌溉系统与道路网络等公共品供给，以及形成集中而高度自治的村级、乡级、镇级政府行政网络（或地方行政能力）。它还起到维持社会稳定、保护人身安全和农民基本权利、控制个人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的巨大作用。农村信用社和以超越家庭圈和邻村亲缘关系为基础的联合生产（集体出工、集体分配）正是对这种集体合作精神的体现和训练。
关键的因素（甚至比政府直接支持企业更重要）是“有序市场”的建立。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工艺，从小到大，从地区市场到国内外大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正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降低了中国广大农村组建乡镇企业的社会协作成本。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没错而且居功至伟。错在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因此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的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繁荣（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没有这样一个大市场，高度组织起来的企业就远不如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有效率和具有竞争力。
没有基本的社会信任，不仅信贷和合同不可能出现，甚至物物交换也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大部分贷款（特别是大宗贷款）也是采取抵押贷款的形式。但可抵押资产只有在开启工业化进程后才能持续增长。所有的市场交易手段，包括一切与运输、信息、交流、交换、管理、协商、组织、收付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活动，都需要基于社会信任，而且永远伴随着欺诈、阴谋、风险和不确定性。所有基于信任的交换手段和交换媒介（比如货币）都只是市场这一基本公共品的要素和属性，因此，都需要起码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甚至信仰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危机通常是信心和信任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信贷叫信用。由于提供市场这一最基本公共品和建立社会信任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作成本，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并不是民主或现代高科技企业，而是市场的创造者。因而，从最根本和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个市场创造者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缺失）的问题。
换句话说，自由市场从来不是免费提供的，更不是天然存在的。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创造 (和参与）的固定成本越高。
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因而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下降得很快。
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
现存世界市场托起了中国的轻工业革命，但是对于中国重工业起飞已经不够用。没有重新开拓全球市场和重塑世界贸易秩序（和这背后的政治秩序）的勇气与国家意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工业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的有机体系，它需要依赖一个巨大市场和其规模效应来维持利润和克服工业组织、固定投资、技术引进和创新所带来的天量成本。
这些国家的轻工业也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因为早熟的农业现代化和金融开放，再加上民主选举导致的社会过早福利化，使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早已变得非常昂贵，从而无法再利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来获得所需外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
最基本的“公共品”是什么？就是安全、有序的“市场”和“交易平台”。这背后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其保障是国家能力、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管。
第二次工业革命本来就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服务而产生的，只不过一旦它产生后，其规模和力度以及对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盖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有产业，从而体现为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升级，然而这并不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已经到头或过时。
法律和制度安排是冷酷无情的，但是管理却是充满人情味的。
所谓管理，就是“管”好资源分配，“理”顺激励机制，建好责任追究制度。
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最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17-18世纪的英国政府成功地为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对大英帝国而言全球最大的“安全”贸易网络。之所以是美国而非法国或德国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霸主，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帮助美国商人和企业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广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英国国内市场的数倍）和“有序”的国际市场。
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
工业化的实质是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是用可再生性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