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

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太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大约与此同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精确地触及到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

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

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我们人人平等，而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所以政府才将它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由于无论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

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

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这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这种区别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

拉塞尔•林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

上层阶级	看不见的顶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阶级	中产阶级
	上层贫民
	中层贫民
	下层贫民
下层阶级	赤贫阶级
	看不见的底层

• 相貌
  相貌漂亮通常是上层等级的标志。
  
• 微笑
  微笑，另一个等级标志。这意味着，不要笑得过头。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
  
• 身高
  身高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更可信的等级标志。
  

• 体重
  由于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所以，以示区别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身材苗条是上面四个阶层的一致目标。
  

  麦克尔•科尔达在他的《成功！》一书中一语中的，他发现“瘦很昂贵”。
  

• 衣着
  大体上，一个人穿的衣服层越多，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但无论什么衣服，最理想的颜色是真正的藏青色。多层混穿屡见不鲜，低调则是共同的倾向。
  

• 质地
  藏青是中上阶层的颜色，紫色属于贫民阶层。
  

  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档次。至于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档次，也就是说，羊毛、丝绸、棉和各类动物皮毛。仅此无它。所有的合成纤维均属贫民阶层穿戴，既因为它们比自然纤维廉价，也因为它们千篇一律而令人厌倦。
  

• 易读性
  当贫民阶层欢聚一堂共度闲暇时，绝大多数人会身穿印有各种文字的服装亮相。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低调原则随即开始奏效，文字逐渐消失。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服装上，文字被商标或徽记取代，例如一条鳄鱼。循序渐上，当你发现形形色色的标记全部消失了，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你已置身于上等阶层的领地。
  

• 整洁
  衣着过新，或者过于整洁，也表示你的社会状况不太稳定。上层和中上阶层人们喜欢穿旧衣服，似乎在告诉别人自己的社会地位丢得起传统尊严。
  

  勿太整洁的原则在男士着装中尤为关键。
  

• 西装
  上层和下层男士着装效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上层男士更习惯于穿西式套装或至少是西上装。
  

  判断一件西式外套是否值得一穿，最最重要的标准莫过于“它的肩部必须十分合适。”
  

  实际上，任何形式的腰带悬垂物，就算它们没有不光彩地耷拉着，必定是上层贫民的标志。
  

• 饰物
  有关手表的普遍等级准则是：越科学、越技术化、越富于太空时代特色，等级就越低。
  

• 领带
  衣服上的可读标识使人的身分降级，似乎作为报复，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领带。（这也是隐私原则的体现，好像在说：管好你中产阶级小气和让人恶心的事罢，别想从我的领带上嗅出什么秘密。这是典型的贵族式态度。）
  

  等级越往下，领带上的文字也就就越多，因为这类领带就是供人研读和品评的。
  

• 帽子
  严肃地看待戴帽一事，只会使自己的身份降低。
  

• 高级品味：古风崇拜
  这种作法意在暗示，这个家庭的财富来源久远，这个家庭的后裔还保留着很久以前的生活习惯。
  

  学习“人文科学”而非电子工程，因为人文科学涉及过去，能熏陶出挽歌式的情感。甚至学习法律也有一种诱人的古韵：那些带拉丁词尾的英语，那些渊源久远的“案例”。有等级的人们从不筹划未来，筹划未来是交通运输工程师、计划人员和发明家一类粗俗庸人的“专利”。
  

  部分由于英国曾经有过鼎盛时期，“英国崇拜”是上层品味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举凡服装、文学、典故、举止作派、仪式庆典等等。
  

因为注重隐私是最高阶层的标志，凡高于六英尺的围墙就标明了主人的等级，而矮墙和可以透视的篱笆、或者根本没有围墙的住宅，则宣告了主人的中产阶级身份。

草坪过分整洁通常是社会焦虑症的征兆，暗示我们正走近一户中产阶级的住宅。

这些动物“无论实际上还是潜质上都不能使人想到粗俗的谋利性”，因而才是快乐的。这正是“无用”原则的根本体现。

上流社会不够重视汽车，因为根据他们的循古原则，汽车的历史过于短暂，不配进入古典风范的行列。

高级越野车传递这样的暗示：你居住的地方交通尚不发达，甚至可能还没铺好公路，普通汽车不一定过得去。

阶级地位越高，车速越慢。

屋里的地面肯定是硬木地板（拼花木地板最理想），铺着手织的东方地毯，而且一定要旧到差不多磨出线的地步，以便给人一种流传了很多代的感觉。（反之，簇新的手织东方地毯。无论看上去多么昂贵，都万无一失地表明房主至多是中产阶级)

一般来讲，客厅里越带有欧洲装饰风格，主人的社会阶层越高。

上流社会的起居室里必然会有鲜花。

上层社会的起居室倾向于模仿艺术画廊或博物馆，中产阶级和更低阶层的起居室则与旅馆房间的格调相近。

最富中产阶级特点的饰物，一定是可以避免争议或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摆设。是的，越谨慎越好。比较合适的图画有船、儿童、动物。田园风光，而不是有暗示意义的形象，如“法国”、“国内战争”、“纽约”或“东欧移民”。要尽可能避免引起争论，甚至要避免意见不一致。温和的格言和符号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

中产阶级因工作缘故经常被他们的雇主从一个城市的郊区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的效区，适用于一幢房子的饰品必须同样适用于另一幢房子。怪不得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对万斯•帕卡德说：“适合经常搬家的东西我就不多挑剔了。”

上流社会倾向于不看电视。

越是身体剧烈运动的体育项目，越降低你的层次。

上层人士的厨房是专供佣人们出入的，所以很容易辨认：破旧、不方便、过时。木器很多，根本没有弗米卡贴面板，一些附助设备和节省劳力的用具，像洗碗机和垃圾处理装置，几乎都没有。有安安静静的佣人替你做好一切，为什么还要忍受那些嘈杂的劳什子呢？…这里和别处一样，现代化和高效率的物品充分体现了阶级地位低的阶层的偏好。“备有微波炉、土司炉和电咖啡炉”的新型厨房，一如电视机，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言会带来致命的降级，因为电视的控制板似乎一直在提醒你记住荒废在技术学院里的青春年华。

对狗来说，越瘦越能体现社会地位。吉利•库柏曾说，“上层人士的狗一天只喂一次，因而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苗条。”

这些人不喜欢猫是因为猫大自由，不愿俯首为奴。与狗之外的其它动物一样，它不愿意听命于你，这说明上层人士喜爱他们可以任意支使的宠物。

酒会提供的白葡萄酒越甜，说明主人的社会地位越低。

当别人痛饮烈酒时，要一杯Perrier苏打水（上层人士）或者一杯Club苏打水（中产阶级），所传递的信息相当于要一杯白葡萄酒。这一举动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档次高和受人欢迎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以前喝酒过量是好笑的、富于冒险性的和不谨慎的行为；第二，我有能力戒酒，这表明我是个既聪明又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人。再者，由于眼下我很清醒，我一定比你们的社会地位优越，因为我会眼看着你们醉倒，而且可以告诉你们喝醉酒的样子有多么可怜。

事实上，通过饮料来区别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实一点都不难，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把社会上层和底层划分得清清楚楚，那就是饮料的甜度：较干还是较甜。

贫民家庭吃饭的时候从来不进行交谈，也不评论、欣赏和赞美食物，所以速度快得出奇。

通常位于社会顶层的人们的饭食并不怎么样，他们吃的东西就像他们的谈话内容一样单调、乏味和豪无新意。

香草冰激凌被上层所钟爱，巧克力冰激凌总体说来低于香草，草莓和其他水果味的冰激凌接近底层。

只有美国会为了穷人的需要发展起一个庞大的亿万美元的垃圾食品工业，然后再用庞大的垃圾药工业去征服垃圾食品造成的祸害。

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社会阶层低的人比社会阶层高的人更容易被引诱去展示自己的购买能力。

“度周末”这个等级概念在过去百来年里经历了一个可悲的，落泊的贫民化过程。这一术语于兴起于1878年，一个可谓标志着高级资产阶级文化繁荣的时刻。那时候，“度周末”可能意味着在乡间豪华的别墅度过一夜。…自这类一度为今天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模仿的豪华排场开始到今天，“度周末”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与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相关的概念了。它意味着现代企业的雇主有义务遵循习俗和传统，赐给他们那些领周薪的奴隶一些短暂的自由，如今，度周末基本上被认为不过是贫民阶层的休闲项目。

观光业深为中产阶层喜爱，因为他们能够从中“买到感觉”，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更高阶层的感觉。”

比起住房、汽车或其他显眼的地方性消费项目，中产阶级更嫉妒更高阶层的出外旅游。理查德•卜科尔曼和李•雷沃特在他们的作品《美国的社会阶层》中发现，这种嫉妒不止是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上层人物对遥远地域的经验“象征了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上层人的旅游习惯“似乎表明，游客已经在这种环境背景中感到很舒适了，或者他的感觉正在变得越来越如此。”

上层的人们通常自己出游，不加入什么团体。这很自然，因为不管在什么团体里，总会有些你懒得去结识的人物。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由某大学组织的“艺术观光团”，游伴常常是一些资格相当的成员，带队也不会是导游，而是“讲师”或“艺术史专家”。上层人士感到，参加这类观光旅游团会暗示你的无知、智力上的懒惰和缺乏好奇心。

骑马，就像驾游艇一样，之所以是项有等级的运动，并不在于昂贵，而是因为它实在太古老，这项运动也允许你从上朝下俯瞰别人。

保龄球还有一个吸引贫民的原因，那就是你不用穿运动装上阵：你能在尽兴从事这项运动的同时，体面地遮盖住你那贫民阶层的多脂肪部位。

一名棒球手说：“贫民所喜爱的比赛项目的全部目标就是要赢。这就是我们出售的。我们向许多在常规生活中根本无法得胜的人们出售胜利。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球队——一支得胜的球队——联系在一起。”

由这些赛事引发的酒吧间或客厅争论，简直是国会山上和法庭里那些高级辩论的贫民阶层翻版。而对各种证据进行的精明的权衡，各种深思熟虑的推断，则摹拟了最高知识阶层的集会和研讨会的必要步骤。此外，反方遭受的讥讽和抨击，足可做视最好的书评家和戏剧批评家的尖刻和雄辩。

在民主国家里，欲望是炽烈的、经久不衰的。但这欲望的目标并不经常是崇高的，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的小物品。

同时需要绚丽的奢华和精打细算的审慎，两个矛盾的动机在不幸身陷中等阶层的人们内心经久不歇地交战着。

这些目录还会一次次地提供数目不成比例的中国工艺品（例如姜罐），这象征着与“古老”东方的密切联系：美国人曾经殖民、传教、办教育、光顾井劫掠的古老东方。

对基督教传统的强调，是贫民阶层商品目录的永恒烙印。

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专用饰板能让她确信她的苦役富有价值。这类饰板坚定地重申了上帝对贫民阶层的厚爱，毫无疑问，上帝他老人家的确是这样的，尽管看起来总是老调重弹并无太多必要。

对美国人来说，个人专用化并非绝对必不可少，通过商品目录购物则似乎能使他们实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购买这类商品的方式来实践有关选择的幻梦。

• 大学
  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
  

  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
  

  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致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四十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以外，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
  

  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
  

  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叫法上被称为大学的地方罢了。
  

  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的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会地位。
  

  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没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
  

  “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
  

  “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
  

  他们的子女“被指望在一切方面都循规蹈矩，学业优异通常不被看作是一个区别于常人的标准。此种态度完全和这个阶层从来不去赚钱的清高相辅相成，他们只喜欢以业余身份做事情。”从事任何职业性的工作都是丢人现眼的。因此，萨瑟兰说，“一个绅士绝不在汽车里朝他的仪表盘下面看，因为他对引擎一无所知。”
  

  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是贵族沙龙、王室接见会、封建朝廷的现代翻版。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都应该更努力地研究研究这一现象。实际情况是，尽管根据宪法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机构有权授予贵族头衔，但大学似乎是个例外。或者它们干的很像这类事。
  

• 阅读
  作为读者，贫民阶层的人很老实，对高雅的东西决不试图装模作样或附庸风雅。只有在中产阶级里，阅读品味才是一个令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在这些人里，假装斯文、蒙骗、歪曲得以大行其道。上层阶级才不在乎你对他们读的书怎么想呢，贫民阶层也不在乎。没多少钱又焦虑的中产阶级是那种想让你相信他读的是“最优秀的文学”的人，“破烂”、“垃圾”这种谴责经常挂在他们的嘴边上。
  

  中产阶级对“争议性”的忧虑，使《纽约人》杂志几乎从来不刊登读者不欢迎的书评，例如会令读者难堪的、文字尖酸刻薄的、过于有针对性的文章。最好是语言温和讨好，然后通过轻描淡写、意义不明和逃避等方式躲开一切麻烦。
  

  幸运地受过较多教育的人阅读是为了获得惊喜，而中产阶级阅读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被肯定。
  

  于对效率和进步的迷恋，他们相信一台家庭或个人电脑就可以解决生活里的所有问题。（这是贫民阶层相信“债务调整”的中产阶级版本。）中产阶级相信电器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
  

事实是，正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等级差别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生机勃勃。

只须稍稍注意一下各个阶层使用的日常习语有什么区别，哪怕是最感情用事的人也会信服，这个国家不但有一个严格的社会等级体系，而且，那些语言学意义上的等级界限几乎是不可跨越的。

令人黯然神伤的是，一旦长到成年人的岁数，这些标记就几乎成了我们不可磨灭。没法更换的烙印。我们一生都无法从我们出生的阶层中逃离。但即便我们采用本章提供的所有建议、接纳所有的高等阶层的言语风格，并与所有低层的惯用语彻底决裂，结果大抵仍会无于事。

尽管他们出身于中下层阶级，而这个阶级的社会环境并不以头脑的通情达理、文化的广博精深，以及想象力的丰富著称，因此这项职业里的许多人经历过一定的阶级地位的上升，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的大概——更多的是知识，而不是社交风度。也有些人，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还保持着粗俗的文化情趣和平庸的生活方式。

像女同性恋一样，有时文人也表现出一种过分而无节制的沉沦欲望，比如T.E.劳伦斯加入皇家空军，当了一名士兵；而诺曼•梅勒则和杀人不眨眼的贫民杰克•亨利•艾博特结为同盟，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为曾经受到的阶级教育所带来的好处而感到内疚？

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过去的国家图书奖具有显而易见的评判审慎的优点，它由公正无私知识渊博的裁判们来裁决。而现在的美国图书奖则由出版商，编辑、广告商、销售人员和书店雇员来决定，它看中的不是书的质量是否优异，而是其流行度和市场潜力。

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的，一切优秀。独特、历炼和经典的东西。

然而，时间却显示出，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事实上，自助是最贫民阶层式的。贫民喜欢这种做法是因为，它把买卖交易过程中遭人羞辱的危险降到了最低程度。

诗歌的创作需要才华。学识和不懈的努力，而这些，上层人物是不具备的。

只有当你艰难地发现自己具备了另类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好奇心和独创性这两种特质时，你才取得成为另类的资格。

这样的发现是将你从阶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

不受人管辖正是另类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思想独立，不受社会习俗的约束，举止和行为都自由自在。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有敬业精神，工作没完成便决不放手。他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退休”这个词，这个概念只对那些受雇于人。为挣一份工资疲于奔命的人有意义，而那些人通常都鄙视自己的工作。

做一个另类就如同拥有了上层人物所拥有的大部分自由和一部分权力，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多钱。另类可以算是“没钱的贵族”。

他们穿得很舒适随意，而且通常都有些“不羁”。其实只要永远按照比别人的要求差一级的原则来穿着，就能达到这一效果。

另类中很少有发胖的，因为他们从事大量的体育锻炼，这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运动实在充满乐趣。

另类天性见多识广，因此他们不知不觉地熟悉了很多城市的街道布局和路标，比如伦敦、巴黎和罗马，有时甚至连伊斯但布尔和卡拉奇的情况也知道一些。这一方面是和他们乐意了解更多新事物的习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对人都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另类的兴趣集中在历史、文学、建筑和美学品味等方面。

无论一个另类从事何种工作，他都会阅读大量的书籍。他们把读书看作人生体验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这部分和“体验”同等重要，而且较之体验更为有趣。另类从不参加任何读书俱乐部。由于他们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图书，因此人们常听到他们抱怨当地的书店经营者的眼光是如何媚俗，如何不可救药。另类的读书兴趣极为广泛，他什么样的书都读，有时甚至会翻翻畅销书，但是他们读这种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里面是否还像以往一样充斥着陈词滥调。

另类很健谈。他们语言学得很出色，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你仅仅因为自己是个美国人或因为眼界狭窄，就甘愿这辈子只讲一门语言，那可真够丢脸的。

简言之，另类构成了一个“无阶层”的阶层，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那里，“交易”这种人生观无法再横行元阻。另类身上所特有的傲慢无礼的态度。聪慧的头脑、冷嘲热讽的说话方式和昂扬的斗志，使他们从束缚住其他人的阶级牢笼中逃离了出来。那些担心另类的性格特征可能会“非美国化”的人应该意识到，事实恰恰相反，这些人身上流淌着真正的美国血液。马克吐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另类，当他初次把这个人介绍给读者时，他说，“哈克贝利•费恩来了，又走了，全凭他自由的个人意志。”虽然他们的地位是无法继承的，虽然他们毫不注重礼节，但自由的精神使他们成为一种特殊的贵族。

早在1845年，托克维尔就预见到美国政府排斥贵族化行为准则将会产生的恶果。“欲望仍处在极度膨胀之中，”他写道。“而能够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却一天比一天少。”因此，“这些在内心燃烧着。膨胀着。受了挫的欲望，开始隐秘地。徒劳地咬啮心灵，我们随处可见心灵遭受的痛苦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