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此时图川之战略设想，与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非常相似。–进入四川，袭取成都，建立根据地。

其目的也如出一辙，结束“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生存状态。

不过，纸上的东西毕竟是纸上的东西，真正要付诸实施落到实处，蒋介石要面对的麻烦，一点也不比“朱毛”少。

这实际上就是“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和效果。

敌军判断中央红军主力的渡河地点是经过大树堡渡口的“宁雅正道”,已将该路线作为防范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纳耳坝列在前头，还是“第一选择”。
七十二年前的紫打地，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还是一个阴影啊！

“朱毛”和“徐匪”，他拿不住；麾下诸侯，他拿不稳。事实也的确如此－－委员长是委员长，土地爷是土地爷。

还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委员长还是刘自公，对安顺场至泸定桥的河防，基本上没有在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石达开，与其说是亡于清政府大军之手，不如说是亡于彝人土司之手。

既分而治之又分而化之的统驭术虽然古老陈旧，但也是有效而实用的。

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言，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

在彼时彼地的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在平等的原则上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复杂的，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

这个日子，与七十二年前太平军占领安顺场的时间，在同一个月。差一点还是同一天－－相差仅仅十天。还有一点与翼王相同－－同逢涨水天。

后来的影视也好，文字也好，总是把红军描绘成一支装备低劣，只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的队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红军主力，尤其是像红一、三、五这样的主力兵团，都是百战劲旅，胜仗朵朵，缴获多多，当然好的装备也就多多。

这个抉择的要点是：一是红军主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沿两岸夹河而进，袭去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

吃苦、跑路，至少在那个时代，还没谁能比得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而能吃苦跑路的军队，那不就是能打仗的军队么？

从军事角度而言，1935年5月27日的泸定城，那就是一座空城–一个正规军都没有。

中央红军两岸不对溯河而上的那天，天上有敌人的飞机！

这其实也怪不着刘自公，占据地域的广阔和兵力上的捉襟见肘，是他难以排解的一个大纠结。

看来虽有“航空侦查”这个高科技，但这些五花八门相类或相左的信息报来的实在太多，蒋介石被绕得晕头转向。其实打从四渡赤水以降就已然是这般状态了，所以蒋介石是对谁报来的信息都不敢全信，又不敢不信，精神上那就是一个“煎熬”。

红四团，还是没抢在敌人前头。

桥板被拆除了七八十米–泸定桥桥面全长一百零一米。

在当时条件下，炸了之后再修复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这泸定桥一头担着康定一头担着雅安–这会儿康定还有余松琳一个旅哩，这两头可都是刘文辉的命根子啊！

如果毁掉这座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来对付对手，那么自己被为难的时候一定不会比对手更少。

笔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吝铺张地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辨析，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任何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文字，都必须经过考证辨析后才能采信和引用。当事人除主观上的倾向性和取舍性外，客观上也存在着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记忆混淆，口述或写作时没有条件与当年的档案文献核对印证等等局限，这都需要治史者、论史者以严肃态度认真研判和谨慎采信。

29日拂晓到达泸定桥西的只是红四团先头一个营，而团主力是下午时分才陆续到齐的。

29日拂晓，红四团先头营抵达泸定桥西的同时，右纵队红二团也开始向泸定攻击前进。

在很多后人看来这场战斗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而仅仅简单地将成因归为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勇气”，显然是难以言之成理，也是难以服众的。这是真刀真枪的战争，红军不是义和团，虽然没有勇气是万万不能的，但仅凭勇气也不是万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黄开湘、杨成武早上赶到泸定桥西而下午才发起攻击的原因之一。
除了自己的准备动员工作，他们在等待–等候团主力到达。
更重要的是，等候重火器分队的到达。

川军：地势上略为不利，家伙什不占优势，要想得到增援–没有可能！
只有把铁索扒成“裸体”这一项，占了优势。
红军：地理上略占优势，家伙什占尽优势，此案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而来，彼岸还有兄弟部队在节节推进……

泸定桥东桥楼，乃至泸定桥东岸所有守军的自动火器，从夺桥战斗一开始，就已然被对手剥夺了开口发言的权利和机会！

二十二名勇士，是在红军强大火力对泸定守军实施有效火力压制后，攀着铁索去夺桥的！

实际上，泸定桥桥面上的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就二三十分钟左右，但城中的战斗进行了个把小时。

泸定桥已被夺取，西去康定即或作为“万一”之选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了。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刘伯承在拍遍了泸定桥桥栏后u，在桥板上使劲跺了三脚。

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明。

红一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遇到的是川军第四旅主力！红一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大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也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极其有利地配合了西岸部队的夺桥战斗–这也是红四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之一！泸定桥战斗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这两个进去矢量的合成效果！

也就是说，对毛泽东等开始担负起的军事领导责任，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抱有信心的。即或是在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团和新的领导人中，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毛主席来掌舵”的前景充满来信心。

“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不仅仅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领导工作方式”问题。

即或是后来降格成为配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城市秘密工作”，汲取了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来很大的改变，如不搞“红队”式的暗杀和“锄奸”，不搞“美人计”，工作重点放在工运农运商运学运兵运上，注重在城市群众中扩大党的影响和同情面，地面上的斗争也是以经济斗争为主或者以经济斗争的面目出现的……

从遵义会议（1935.1）到大渡河之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5.6），这短短的不到半年时间内，基本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客观上来讲是由于与共产国际的电台断开，且中央红军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根据地的困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领导团体将红军带了出来。这是这一段时间的最大历史意义。

强渡大渡河指的是安顺场；72年前石达开也走过这条路。安顺场十七勇士用一条小船渡过去，与后续部队打开渡口。但是此地的运力不足以支撑后续红军主力的通过。所以红军又决定东西两岸同时向上游的泸定桥发起进攻。所谓“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作者实地查看，虽然没有二百四十里，二百里还是有的。而且虽然西岸先头部队在黎明到达，但一直等到当天下午主力与重火器到达才开始发起进攻。

西岸红军相比对面杂牌川军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在以上百挺轻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下，二十二勇士攀铁索夺得泸定桥。另外，东岸红军的进攻也对泸定桥守军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制，造成了对方的动摇。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终于不必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终于走出了被国民党围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