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速度，成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所谓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酌。例如、同狩猎采集部落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被人杀害的风险较低，他们的寿命也较长，但他们从朋友和大家庭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要少得多。

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得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

欧洲人尽管在遗传方面存在着不利条件，而且（在现代）他们在成长中也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利条件，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却能生产出很多货物?而对于新几内亚人，尽管我相信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新闻记者总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话把篇幅很长的书加以概括。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除了人类自到达欧亚大陆以来第一次使用水运工具和扩大活动范围外．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民还与另一个重大的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

正像现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渡鸟和海岛海豹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一样，史前人大概也是向不知害怕的恐鸟和大狐猴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的。

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在可以住人的5个大陆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两个大陆。

由于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不能生产多余的农作物供重新分配和贮藏之用，所以他们无法养活不事狩猎的专门手艺人、军队、行政官员和首领。

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

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

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

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95％。

疟疾、黄热病以及热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一些其他疾病，是欧洲在这些热带地区进行殖民的最大障碍。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的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

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

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

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比平等之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

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很远的地方去。

驯养马匹(或骆驼)或改进对其利用的民族，在军事上拥有了对没有这些牲口的民族的巨大优势。

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

狩猎采集活动所得到的报酬要比当时刚开始时的粮食生产大得多，因为那时野生动物的数量仍然非常丰富；野生谷物的数量很少；人们还没有发明有效地收集、加工和贮藏谷物的必要技术；同时人口密度也没有高到需要十分重视从没英亩土地设法得到更多的卡路里。

在地球上大多数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有两种命运：要么他们被临近的粮食生产者所取代，要么他们为了生存只有采纳粮食生产的办法。

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实际上必须通过动物的肠胃，然后才能发芽。

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对于在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生长的一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迅速地同时发芽，那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只要-次干旱或霜冻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杀死，连传种接代的种子都没有了。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这样，即使大多数幼苗由于一次恶劣的天气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种子还会在以后发芽。

我们在现代甚至没有能驯化出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因其在地图上的新月状高地而得名)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是福是祸)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是新月沃地出现的那些重要新事物中的第一个新事物。

在粮食生产出现前，关于野生物种的知识大概要丰富得多，因为那时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仍然完全依靠食用野生物种为生。

蛋白质缺乏可能也是新儿内亚高原社会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即使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20世纪植物育种专家．在利用北美的野生植物方面也很少取得成功。

新月沃地的族群对当地植物的驯化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他们驯化了多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产量多得多或价值大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范围广泛得多的各种类型的作物，更快地发展了集约型粮食生产和稠密的人口，因此，他们是带着更先进的技术、更复杂的行政组织和用以传染其他族群的更流行的疾病进人现代世界的。

当地粮食生产出现很晚或根本没有出现粮食生产的大多数地区，向狩猎采集族群所提供的资源特别贫乏而不是特别丰富，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太陆和非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到冰期快结束时已经灭绝。

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不太多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 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许多看似合适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如斑马和西猯，从来没有被驯化过，而成功驯化的动物几乎清一色地出产在欧亚大陆。

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过去汉尼拔的象和今天亚洲的役用象只是捕捉后被驯服的好象；它们在圈养中是不交配的。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对于欧业大陆以外没有当地哺乳动物的驯化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于当地现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本身，而不是在于当地的人。

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驯化。

猫和雪貂是唯一的得到驯化的地盘性哺乳动物，我们驯化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肉食来源而大群地放牧，而是把它们当作独居的猎兽或宠物来饲养。

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

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在它们最初在新月沃地驯化后，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再次驯化。

新月沃地成批作物的迅速传播，抢先阻止了其他任何可能想要在新月沃地范围内或其他地方驯化同一野生祖先的企图。

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回答部分地决定于我在本章开始时谈到的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

这就是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如此迅速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部分原因：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它们所传播的地区的气候。

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

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产生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

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使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和官方记录的保存)。

同美洲本地和撤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比，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

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

农民往往会呼出更可怕的病菌，拥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掌握一般来说更为有效的技术，并且生活在集中统一的政府之下，而这种政府里有更懂得如何去发动征服战争的有文化修养的杰出人物。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细菌军队。

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群众疾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

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同牛和猪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几种驯化动物不可能成为群众疾病的来源。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

然而，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的整个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最著名的热带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的障碍，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400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而且，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通过船只运输传播到美洲，它们也成了对新大陆殖民的主要障碍。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是：这两种病在使法国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以及几乎使美国人最后取得成功的修建这条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方面所起的作用。

知识带来力量。因此，文字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力量，用文字来传播知识可以做到更准确、更大量和更详尽，在地域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远，在时间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久。

独立发明出来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发明文字极其困难，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个原因是独立发明文字的其他机会被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们的派生文字抢先得去了。

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则，然后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

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由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

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向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文字史引入注目地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如果某些天才发明家不是在某个时候出生在某个地方，世界史的广泛模式会不会因此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领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们是在社会有可能使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对原来的发明作出改进的。

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一旦发明家发现了一项新技术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来采用它。仅仅有一种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装置还不能保证人们会乐于接受。无数的此类技术要么根本没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长期的抵制之后才被采用。

日本拒绝枪支和中国抛弃远洋船只(以及抛弃机械钟和水力驱动纺纱机)，是历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会技术倒退的著名例子。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来这项发明的重要性。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这过程对自身的催化，它就以一种与时俱增的速度而加快。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拙。

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

在这漫长的加速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挑出两次意义特别重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0万年到5万年前，其所以能够发生，大概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遗传变化，即人体的现代解剖学进化使现代语言或现代大脑功能或两者成为可能。这次飞跃产生了骨器、专用石器和复合工具。第二次飞跃来自我们选定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在有些地区早在13000年前就发生了，在另一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发生。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选定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们采纳粮食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粮食生产要求我们留在我们的作物、果园和剩余粮食储备的近旁。

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的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区。

欧亚大陆(实际上也包括北非在内)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包含有数量最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它也是拥有粮食生产开始最早的两个中心的陆块，这两个中心就是新月沃地和中国。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使欧亚大陆一个地区采用的许多发明较快地传播到欧亚大陆具有相同纬度和气候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它的沿次轴线(南北轴线)的宽度，同美洲巴拿马地块的狭窄形成了对照。它没有把美洲和非洲的主轴线切断的那种严重的生态障碍。

跟在传教士后面到来的是教师和医生、政府官员和士兵。政府和宗教的扩张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种扩张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最后对法尤族人)．还是以暴力手段实现的。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来为这种征服辩护。

政府和宗教就是这样结合起来发挥了作用，它们是产生历史最广泛模式的4组主要的直接动力之一，另外3组动力是病菌、文字和技术。

部落组织于大约13000年前开始在新月沃地出现，后来又在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在定居点里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或是粮食生产，或是物产丰富的环境，具有可以在很小地区内进行狩猎和采集的特别集中的资源。

部落是由不止一个的得到正式承认的亲属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称为氏族，氏族之间互相通婚。

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在现代国家中，乐于为国牺牲的思想由我们的学校、教会和政府大力灌输给我们公民．使我们忘记了它标志着同以往人类历史的彻底决裂。

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

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和社会的复杂程度通过自我催化而相互促进。就是说，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

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终极原因，是通过因果关系链而表现出来的，虽然这些因果关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全都与稠密的庞大人口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关。

在更新世冰期期间，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里，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的阿拉弗拉浅海那时还是干燥的低地。

由于只有100万人口，新几内亚不可能发明出像在中国、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几千万人中出现的那种技术、文字和政治制度。

但所有这些本来可以用来饲养的有袋目动物，在随着人类移居澳大利亚而到来的动物灭绝的浪潮中消失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了任何可以驯化的本地哺乳动物。

农业使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非一年一度的循环－－ENSO现象，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

我们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样，最后的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了。

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生存下去的。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能够生存10000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同时也引人注目地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

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

在欧洲人殖民的一个世纪内，有40000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

粮食生产是当地人口多寡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政府的终极因素。

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缺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由于地理和生态障碍使得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几种家畜无法引进。

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10000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

粮食生产开始提供很大一部分的人类食物，在欧亚大陆要比在美洲家园早5000年左右。

狩猎采集族群之所以采纳粮食生产，不是因为那可能会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好处，而是因为早期的粮食生产开始显示了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优势。

欧亚大陆的家畜通过提供粪肥并最后通过拉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更具竞争力。

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能发展出农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资格，而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动物大都不适合于驯化。无论是班图农民还是白人农民，尽管他们继承了几千年的农业经验，后来还是没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

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维持探险和征服的昂贵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我们已经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粮食生产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延误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的适于本地粮食生产的小得多的面积，以及它的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南北轴向。

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他们环境的差异。

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

就技术创新和政治体制来说，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要比它们自己发明的多得多。因此，一个大陆内部的传播与迁移，对它的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

欧洲被一些高山分隔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最终又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和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

一跃而成为新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被吸收进旧有的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中心的国家。

农业直接的影响是会带来人口的激增。更多的人口使得人类社会必须形成更复杂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字用来进行统治。由于有了多余的粮食，人类开始有不需要生产粮食的人，他们可以用多余的时间来进行技术的拓展、文化、艺术，以及战争。因此，之后各地区人类种群的区别都是从农业革命开始的。当欧洲人来到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了钢铁的铠甲与武器，战马以及火枪，并且带来了更加致命的病菌，使得上百万的阿兹特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死伤殆尽。

而作者认为，最初的农业革命的时间是由于客观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而非人类种族的区别。作为世界上驯化植物最早的地区之一，新月沃地具有很多可驯化的植物。当地的作物有现今12种可食用作物的8种“始祖作物”，而且非常高产，并且很多是自花传粉的植物，便于人类驯化。由于新月沃地环境富于变化，因此保证了这些动植物的多样性，也因此有着如此多可驯化作物的潜力。而像美洲、非洲、澳大利亚却没有类似条件。

而对于动物，欧亚大陆有现存的14种食草驯化动物中的13种（除了羊驼）。驯化的定义是：“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因此大象虽然能被驯服来供认骑乘，却并不能算是驯化。能被驯化的动物必须有如下特点：

1. 日常食物必须是食草或杂食，因为驯养食肉动物得不偿失。这排除了大部分食肉动物。
   
2. 生长速度必须快，否则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养大一头大象也没什么用。这排除了大猩猩和大象。
   
3. 圏养繁殖。猎豹需要长距离求爱，排除；其他需要更广大活动范围的动物也排除。
   
4. 性情温和。灰熊、非洲野牛也都不适合。斑马脾气暴躁，而且咬人。
   
5. 受惊吓的反应。大多数鹿和羚羊都太容易受惊吓，被吓死或者飞速逃窜。
   
6. 群居结构。具有等级结构的群居动物最适合，而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则不适合。很多动物在发情季节就会变得独居。
   

而动物还带来了病菌。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而欧洲人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传染能力，是因为欧洲一直在被牲畜带来的病毒所侵袭。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群众疾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

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的整个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最著名的热带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的障碍，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400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

欧亚大陆还具有与其他大陆所不同的东西走向的轴线。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

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产生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使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和官方记录的保存)。

同美洲本地和撤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比，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

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

最终，由于欧亚大陆最早的农业革命，具有最多的农作物，最多驯养的动物，以及东西轴线，由此带来的先进的技术、文字、政治组织、可怕的病菌，最终使大航海之前的欧洲具有了傲视全球的征服能力。中国虽然有着灿烂的文化与技术发展，但是由于过于大一统而造成了政治对于技术发展的制约，代表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断绝。而其他洲由于没有欧亚大陆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最终在人类的竞争中落在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