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

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如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

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

“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人的尊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慢自大。

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

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

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着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交通状况。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不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江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

“江很透明，”叶继续说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些高级干部摆架子，但江不，他总是脚踏实地。”

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

“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管手里有什么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邓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

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江认为，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么重要。

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相比较而言，1986年学潮一直定为纯粹的“骚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定花了5个小时。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

江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幅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江泽民在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土不让。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了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

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江作了第一次职务任命，将时任上海是为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任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这是个起协调作用的关键职位，具有很大影响。

这一选择非常明智，曾庆红具有机智的政治敏锐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关系：他的父亲曾是军队指挥官、党的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华东很有影响，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门生之一。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加强并完善党的领导，"江当时说，“而不是削弱、剥夺或废除党的领导。”

我们年轻一代总是跨地域作横向比较。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比较；他们视美国和欧洲为先进，视香港和台湾为繁荣，他们变得羡慕不已。我们的年轻人不善于跨时间作纵向比较。要意识到中国前进了多少，人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落后，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年我们的道路有多艰难。在我们的五星红旗上，有数百万烈士的鲜血。

1990年1月10日，北京的戒严令撤销。这不仅标志着新的1年或是新的10年的到来，也预示着整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浦东想要吸引大笔外资，法律和组织结构就不得不符合国际标准。不管这种改革包含有多少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和江泽民仍然认为他们的政策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存在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是在于资产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1991年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速胜震惊了中国的军队领导，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在陌生的沙漠地带陷于苦战。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的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对改革速度缓慢依旧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富有进取心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升为副总理。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的困境，充满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求，他与他们心心相印。对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摩擦，他深刻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经历过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仍然需要依靠元老，寻求共识，并设法提拔自己赏识的人。江泽民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人。

在邓南方谈话后，一切问题便由江自己来解决。

可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在新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集体中，这些有能力、有责任心和有资历的人，对应当如何治理国家存有不同意见。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

排在第五位的是在上海的同事朱镕基，他将几乎完全掌管经济。他并不认为寻求一致意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

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

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

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

毛泽东、 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

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

江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说：“不懂装懂是不行的。不管到了哪里，都要想方设法学点新东西。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学习是无限的。学的东西多了，人的精神境界就高了，精神境界一高，人也愉快了。”

自嘲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优点，邓小平也偶尔为之。

我们是一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的高层待在一起。”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但要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

自由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西方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现在是我们重申自己身份的时候了。在我们的社会，个人权利不像社会秩序那样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还得继续工作。

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他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

71岁高龄的江泽民在水中几乎游了1个小时……他的划水动作类似蛙泳。头部有节奏地在水中起伏。

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经过全民族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他像一个美国政治家一样，以幽默避开锋芒。

我不但能甘受诘问，同时还能一一化解，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江的访美之行被认为是一个领导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种仪式，此前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但仍必须证明他“确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今，他已经表明自己能够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促进商贸，并且有能力与难缠的抗议者和咄咄逼人的媒体周旋。

江外表敦厚率真，几乎老是作态解除别人的防范，实则精明过人，能力非凡。

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至少有11个部位－－这些部位都是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阻碍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被裁撤、合并或改造成国家控股公司。

我们外交部每一位司局长，驻外使馆每一位高级外交官的私人电话号码－－办公室、住宅和手机号码－－江主席那里都有。

"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思想教育，"他对一些人大代表说，“《泰坦尼克号》讲到了财富与爱情、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民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

"我并不是要宣传资本主义，"江解释说他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知己知彼’，你才能‘百战不殆’嘛。”

我特意说了这两句话，因为我想帮助克林顿在回国之后应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

克林顿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江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

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此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把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

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

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

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和零售业。

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

“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

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江主席拿香港记者与麦克?华莱士作了比较。江说，华莱士也问了他许多挑衅性的问题，但是他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职业精神。江说，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必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

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当江回答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让一个工人政党对资本家敞开大门?”——很明显，之前这个问题他已经回答过很多了。“我相信我能在大学里当一个很好的教授，专讲这个问题，”江说，“因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共产党宣言》是153年前发表的。不能把他们那个时候写的每一个词或每一句话都应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

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有限时间，去不断开拓知识的新领域。孔老夫子说得精辟，‘学，然后知不足’。

他还担心一个久拖不决的国际危机可能会危及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避免大规模失业。他还担心反恐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美国的实力。美国军队的任何对外扩张——尤其是果美军中国边界附近长期驻扎——都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布什的整个总统生涯已经为此次恐怖袭击所改变，反恐战争也将成为他未来的工作重点。

当江泽民政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甚至是轰炸阿富汗之后，公众的批评消失了，这是冷战后中国首次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

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1989年6月4日之前的那段时期，高级领导人的合作基本良好，他们的大多数会议和精力被用在治理国家的实务上，当然他们也有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与那些漫画式文章所表现的相比，分歧微不足道，且只集中于某一时段。

江把战争中受害的普通日本人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分开来”，并直截了当地向小泉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不在于业主和工人的区别，更重要的其实是其最终目标和独特的方法论。其最终目标仍是共产主义，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其方法论必须“与时俱进”。

在被问及为什么大部分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是学法律的，而大部分中国政治领导人则是工科出身时，江泽民说，他曾经思考过两者的不同。“在我们那个年代，”他解释说，“中国贫穷落后，吃尽了苦头，很多爱国青年都试图通过发展科学和工业来拯救祖国。我出生于书香门第，热爱科学，但更热爱文学，我和许多同辈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选择成为工程师。我学工是因为我想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今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这么想的。”

江泽民和此前的邓小平一样，将执掌兵权，指导那些管理着党的接班人。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当可自豪。

令人刮目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胜了“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江是在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内乱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而今天在其退休之时（虽然尚未全退），几场危机没有打垮政府，反而促进其发展。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在江担任领导任务的头几年，外国批评家讥讽他“不具领袖魅力”。如今，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伟人的风采和从容的自信，十分迷人。打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江个人身上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整个国家的变化。

江如何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呢——他需要完成权力交接，又要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退休时间表之间权衡再三之后，这位终身爱国者又一次选择了爱国之路，可能也再一次震惊了低估江泽民和他的爱国之心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