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1967.8.3 上映

电影 二百三高地 1980.8.2 上映

经甲午一役，日本从清廷获得的赔款总额高达2亿3150万库平银，当时折合约3亿5836万日元。长久以来，在日本如何使用这笔赔款的传闻中，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将之大部分用于振兴日本教育。诚然当时日本确实曾用赔款设立教育基金建立了京都帝国大学，然而这在整笔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根本微不足道，仅为2.9%.根据事后统计，84.7%的赔款用于军事相关用途。其中，直接用于海军、陆军扩军的费用合计超过赔款总额的50%,达到1亿7931亿日元，接近1894年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两倍。

真正与清军交锋时而阵亡者不过3000余人，甚至远低于日本国内之前西南战争时的阵亡数。

西伯利亚铁路却发挥出出人意料的高效率，俄国人只用五十个昼夜便把数个军团从圣彼得堡运到奉天前线。

俄国陆军先败于奉天会战，远道而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又在对马海战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解雇俄国虽然军事失利，但却坚决拒绝赔款要求；反倒是国力耗尽的日本不得不接受在没有赔款的情况下议和停战。

各国都从日军的尸山血海中认识到，机枪等新式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然而日军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却转而强调所谓“进攻精神”，反倒开始进一步推崇步兵突击战术。

演讲中，他特别提到了日俄战争，指出：“之前我们东洋的有色人种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洋民族的压迫、折磨而无法翻身，但因为这次日本战胜了俄国，所以也就是东洋民族击败了西洋民族。”然而，在演讲结尾时，孙中山却忧心忡忡地表示：“你们日本既已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但亦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成为西方霸道的猎犬，或是做东方王道之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电影 二二六 1989.06.17 上映

日本陆军内部主要分裂为所谓“皇道派”与“统治派”两大派系。双方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至明智末期。简而言之，前者主张通过武力方式一举颠覆政党内阁的政治架构，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核心，混杂军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政权。后者则主张在日本现行政治架构下，自上而下地稳步推进“军部独裁”，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所谓“高度国防国家”。此外，双方在对外政策上亦有矛盾，皇道派认为应集中力量对苏备战，统治派则视英美为主要假想敌。

裕仁对陆军侍从武官本庄繁讲到：“如此凶暴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军官等辈，即就其精神而言，岂有丝毫可饶恕之处。”

若出现海军“越俎代庖”乃至天皇“御驾亲征”的局面，对陆军内任何派别自然都是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该事件也映射出明治以来，尤其是日俄战争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社会蔓延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认为“二二六事件”的爆发并非难以想象，相反乃是日本长期以来军国主义教育下的必然产物。

裕仁晚年曾表示：“我只有两次积极执行了自己的主张，一次是这件事，一次则是终战”。“二二六事件”中，政变部队虽标榜“尊皇讨奸”，但本质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政变，对天皇军队统治大权的公然挑衅。

在政变军官被判处死刑的同时，日本的政党政治也一道被“判处死刑”了。军部开始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党内阁已名存实亡。

"二二六事件"不仅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间接导致日本军队内部主张介入中国事务乃至南进的主张成为主流。

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奔驰。

面对军方立下如此惊人“战果”，日本政府自然已不可能再予以追究，因为“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内阁和军部之间存在着鸿沟，不仅是近卫为自己无力抑制军部而苦恼，其实就连军部首脑对军队内部也无法完全掌握。

陆军可以自行决定作战策略，却完全不用向政府负责。

至于为什么选择汉语，佐佐木曾这样解释道：“因为知道自己成绩并不很好，因此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去‘支那’。”在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学里，研究中国并不是一流顶尖人才的成长道路。一流人才大多倾向学习研究欧美军事，只有二流人物才会来研究中国。

日本想要打长期战争的话，中国以及满蒙的资源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在彼时不少日本军政人物的理念中，之所以指责中国“不诚实”与“背信弃义”，便是在于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过中国革命，那么中国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就理应给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试图从“半殖民地”状态挣脱出来的中国，绝无可能将日本视为例外。于是，任何有损日本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皆会被日本军政要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背叛”。

期间，日本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脱亚论”、“亚细亚主义”等各类截然不同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将西方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西方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强盗。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随强盗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当然领袖。在对华态度上，这一系列思潮碰撞下的矛盾贯穿始终。

"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的既有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高举“义”旗，难舍私“利”。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凶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事业，却难以摆脱悲剧的历史使命。用户部良一的话来总结便是“正因为太了解中国了”，所以如佐佐木道一这样的“支那通”最终意识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任务与中国近代化奋斗目标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战后，日本前众议院议长谈尾弘吉就认为日本战后快速复兴的原因之一就是滞留中国的两百余万军民能在短时间内遣返回国并成为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原动力。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主力远在西南西北，日本则主要盘踞在华北、华东。国民党当局若要接收，则需费时调动。与之相较，中共根据地多在沦陷区，与日军在前线多有比邻，因此接收反而更便利。为了不让沦陷区内主要都市、战略要地被中共军队占领，蒋介石就需要投降日军的积极配合。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以德报怨”的实质其实是“联日反共”。

蒋介石对“白团”的推崇，除了希望向其学习军事技术、方略方面的考虑外，更多则是源于他本人对所谓“武士道”精神与旧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向往。

即便是到了战后能进入靖国神社合祀者都必须是以天皇名义南征北讨的军人，普通的战争受害者、牺牲者均不在其列。

靖国神社既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也非哀悼场所。正如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在其著作《靖国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不是哀悼战死者的设施，而是褒奖那些为军国主义而死者的设施。它不是以否定那场侵略战争为目的而设立的场所，相反是以歌颂那场战争为目的而运营至今。战争的残酷与悲伤，在此处被转化为对“军国”的颂扬。

依照日本右翼以及遗族会的逻辑，对侵略战争的谢罪反省会使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国捐躯者”丧失所谓“为国牺牲”的价值，也会使近代日本发展的合法性随之崩塌。

1978年10月，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位甲级战犯的灵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品川寺被秘密移入靖国神社，之后被媒体曝光。而在此之前，靖国神社已供奉着1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战争即非正义战争中失败了，由此，战后的日本国民陷入了人格分裂状态，分为保守派和革新派；在同日本宪法的关系上，分为了改宪派和护宪派；在关系战争死者的问题上，分为保守派和革新派。属于保守派＝改宪派的人，一直主张“在靖国神社祭奠英灵”；属于革新派＝护宪派的人，一直主张“应该向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牺牲的亚洲死者谢罪”。两派完全对立，这意味着日本“国民”本来应该有的一个人格分裂为了两个。这是非正义战争战败的结果。

二战后，昭和天皇曾八次参拜靖国神社，但1978年合祀甲级战犯后就不再参拜…不过，即便昭和天皇在合祀后再未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但之前的参拜是否就合理呢？或许这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

围绕靖国神社的争论，其本质是围绕如何认识战争的争论…在这种语境中，“战争责任”已悄悄被转换为“战败责任”。

不难看出自战败后日本政府就更执着于研究“战败原因”，而非认真思考“战争责任”。在战后的日本，原本应督促全民共同反省的“战争责任”被替换为政治领导人的“战败责任”。

在这前后两位日本首相看来，靖国神社供奉的战犯与其他国家各自尊崇的英烈并无区别。

若看过当天的新闻录像，便不难发现即便是天皇明仁都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万岁”声吓了一跳，面露惊愕尴尬的神色。

伴随着经济神话的破灭，新一轮的右翼民族主义诉求逐渐抬头。

政治家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性犹胜战时的军人，在押井守看来在现今的日本则尽是些软弱无能的政客。

当代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们叫嚷着成为“正常国家”，谋求“国家真正独立”时，似乎都没有深入考虑过“什么样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让日本成为战前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就是实现所谓“独立”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晚年的竹内好有过反省：战前日本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理想，“日本成了东洋惟一的‘独立国家’。至少在梦醒之前，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然而，梦醒之后发现，这是何等虚幻而可怜的梦想！”他转而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在于形式和表面上的国家独立，而是在于独立的主权是否能被用来实现国家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