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世界经济”是生产发展和市场交换不断扩大的产物，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交换的日益扩大，最终以“世界”的规模铺开，于是就产生了“世界经济”，而这也就是“漫长的16世纪”的主题。于“世界经济”不同，所谓“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是指以军事与金融扩张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的机制，而那将是本书的下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所论述的主题。

而“村落”则是汉代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的，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屯田，“邨”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

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货币剥夺人们，对内为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提供贷款，这就是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的目标，也便是“人民的货币”－－人民币的实质。

这正如耗尽了30年积累起来的青壮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便会枯竭，中国的发展就会丧失动力一样－－而这就是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的关键：能量在任何条件下转化，都会损失一部分“可利用能量”，这部分能量再也不能做有用功了，转而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负担。

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能力，说白了就是吸收有用能量，排出无用能量的能力，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外的能力，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金融－－军事扩张机制推动的，是西方资本家集团长期通过操纵金融信贷，“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而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是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另一件则是放高利贷。

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

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

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政治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国政治传统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

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之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因之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以战养战”的体制有关。

研究历史，离不开地理和地图，看历史地图，也不仅仅是要看国境线，重要的是看交通线。

北宋把首都建立在运河和黄河交汇的城市开封（只是在元代取直之后，运河才不再经过开封），南宋依然把首都定在运河南端的杭州，而元、明、清都把首都定在运河北端的北京，可以说，中国的近世，是一个以运河交通为核心的时代。

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开创的战争金融和战争国债制度，才是欧洲兴起的真正动力所在。

布罗代尔最基本的理论纲领就是：要客观地认识500年来的世界史，就必须区分“世界市场”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须区分物质生产、市场交换与资本主义（金融和军事扩张）之间的不同。

所谓“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就是追求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与之相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充其量只不过是资本积累的手段之一，而绝非资本主义的目的，当军事和金融掠夺更能迅速达到资本积累的目标之时，为了追求资本积累和利润率，资本主义便会毫不留情地采用破坏生产和市场的方式来攫取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绝不等于市场经济，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乃是指一“金融武力联合体”对于物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支配－－经常就是毁坏。

以生产和交换市场扩大为动力的“世界经济”，是随后产生的那个西方以“资本积累”和军事暴力所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前提。

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会带来收入和需求的下降，交换和竞争的发展，则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这二者对于资本积累而言是绝对不利的。

从公元400年到1400年的一千年，以及此后的约500年，是由亚洲内陆各民族的活动驱动整个欧亚大陆变动的时期。而在这些民族中，蒙古人更因为在13-14世纪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而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推动世界一体化的动力。

《鲁滨逊漂流记》之所以被视为欧洲文学的开山之作，正是因为它标志着西欧“海洋时代”的来临，作为西方小说中最早的“航海家”、冒险家形象，作为个人主义、或者个人奋斗的英雄，作为战胜自然、征服和教化野蛮人的先驱者，鲁滨逊身上，完美地体现着大陆与海洋、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欧洲与世界、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鲁滨逊是“欧洲人”的集大成者。

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并被命名为“拉丁人的家园”之前，“欧洲”其实就是世界上无家可归的流浪部落的统称。

大明历法是阴阳合历，而不是单纯根据月亮的运行周期制订的，只是在西洋历法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历法才逐渐被贬低为“阴历”。

儒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宗教，中国在唐宋之间即消灭了与宗教相联系的贵族，士大夫的阶级基础是“富民”和中上层平民，而非贵族。

明代中期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并未展开，东洋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西亚伊斯兰世界为中介来进行，在忽必烈时代，因回人擅长理财、贸易，又不似儒生喜爱干预政治，故深得蒙古统治者的青睐，在元朝帝国里，回人的地位相当特殊。

在历史上，把君臣父子夫妇的纲纪附会为儒教核心的，其实便是道学。

那个道学家刘大夏烧毁的不仅仅是异端，也不仅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资料，他毁掉的，甚至是中国未来数百年积极走向海洋的发展道路。

明提供大量瓷器、铁器给琉球，而琉球则向明朝提供马匹和硫磺等战略物资。

朝贡对于这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是十分有利的，朝贡名曰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经济援助。

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至此也完全变化，即已不是以购买力换取臣服，也不是以货币换取海外产品，而主要是出口商品而换取美洲白银了。

严格地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滥觞，也正是从1567年开始的，这一方面是指地中海地区新的银行家阶级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美洲白银贸易造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线路的改变。

近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其侵入中国的历史也就不能仅从1840年算起，因为所谓的“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一开始并非是攻击中国本土，而是先以走私贸易和海盗的方式，混入中国的海上朝贡体系。

女真族随后更通过与朝鲜的贸易，大量进口了日本白银，并借助“走东口”的山西商人，获得了精良武器。

而经朝鲜流入满洲，这是日本白银出口的一条重要通道，通过这条道路大量引进日本白银，这构成了女真迅速崛起的重要财政基础。

中亚－蒙古问题是近千年以来北方问题的核心。应该说，蒙古问题直到清朝中叶才得以整体解决。

至此，明与北元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开始实行用明之财力换取北元臣服的政策。而停战协定的签署，更标志着经济贸易的原则替代了武力的原则，“中亚征服史”的时代终于让位于“世界经济”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封贡开始了。

自1500年以降，随着欧洲人自海上开辟直接与东洋贸易的航路，原有中亚交通线的地位一落千丈，欧洲不再与中亚、西亚打交道，而对其采封锁之态势，中亚民族从此陷入腹背受敌之孤立状态，使得中亚和蒙古民族，最终不得不改变原有姿态，倒向明朝并接受封贡的根本原因，其实也就在于世界局势的这种根本性变化。

给蒙古人白银，让他们“买卖充用”，而银子的供应则由明王朝掌握，这一政策对蒙古制度的瓦解比枪炮更为彻底。

中国作为一个银和其它贵金属产量非常低的国家，货币短缺与经济贸易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核心的矛盾。而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商人巨贾们窖藏货币必定盛行，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发达时，铜银金又必然出口，这构成了历代海禁的主要动因。

西欧先是通过美洲白银融入这个庞大的世界贸易体系，随后，西方世界以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金融垄断的方式，将大陆与海洋对立起来。

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尤在保存货币。货币短缺与经济贸易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是由于历代政府要面对这个矛盾，所以就必然时有海禁政策，冶铁亦移力于铸钱。

从此以后，中国逐步结束了由商人巨富垄断和窖藏货币的局面，转向逐步依靠外国进口货币而刺激国内经济的时代。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总数极为庞大。

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国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纳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明朝没有统一的国家财政机制，没有真正的中央财政机构，这才是宝钞的发行注定要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所谓“国家财政”，其实质就在通过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恰恰是明朝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恰恰是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钞法的败坏造成的财政危机，才导致了“朝野皆用银”。

所谓中国乃一“高度中央集权”之体制，这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话语的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

这种严重“分权”之集中的表现，就是明朝中央连发行国家货币的能力也不具有。

明朝统一国家财政和发行国家信用之努力的失败，恰是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手里造成的（嘉靖、隆庆和万历，在位时间是在1522-1620年）－－而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却又恰好赶上了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的光阴。

第一，造成美洲白银支配了世界经济体系；第二，造成了明朝经济对于国外白银进口的依赖。

一条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是与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海外贸易最活跃的省份。

尽管明代中期市场和生产都极大地扩大了，但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这突出地表现为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基层不能组织这一明代政治的根本方面。

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控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

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提高国家能力的财政税收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倘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

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极端，甚至造成太守无兵权、无财权，以至于酿成各州县在辽、金、蒙古的游击之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势局面。

中国在唐宋之间削平了文武贵族势力，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和战乱，这种消灭文武贵族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应该说没有贵族特权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对照来看，1500年以降的欧洲之所以战乱不止，欧洲之所以是战争的源头，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推翻了教士和教皇，但没有真正推翻贵族，相反，贵族和商人的结合，才产生了军商合一的军国主义体制。

所谓“举天下之士而倡言无为”，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是主上“无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农无组织，故不能造反，官员无实权，故无力篡夺，国家无中央财政机制，故皇家可以随意向户部太仓取用－－但是，这却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和财税上无法下情上达，社会无有效之组织结构，国家既无动员能力，信用自然无法确立，其直接结果，在明隆庆元年之后，那就是以放任白银进口的方式，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而这也就是浜下武志所谓，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

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

货币一旦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炒卖，货币供应的不稳定，虽然会使得炒家们利用其得利，但也会使得定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1850年间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为什么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

农产品的过度货币化、市场化，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更可能造成、加剧粮食危机，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是巨大的。

既然原本种稻粮的土地，大部分改种了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因此，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粮食风险，这乃是市场放任政策导致之必然。

明代后期的大饥荒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

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

1624年之后，西班牙、葡萄牙向中国运银的通道，被新起的英、法、荷等国从海上阻断，这严重影响了欧洲的对华贸易，更影响了中国的白银进口。

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货币会和区域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主动进行自我改造的危机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国外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也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主权货币地位。

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其说是一个公司，还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或曰荷兰国家在海外的全权机构。而荷兰与其说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还不如说它就是公司－－或曰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股东。

作为战败国，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必须从西方金融机构获得，而不得从中国民间金融机构融资。这一规定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机构通过借款行为，掌握了包括海关在内的中国国家税收，同时它更将中国金融机构彻底排除在“战争金融体制”之外－－众所周知，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其意义实际上亦在于此。

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金融与生产相脱节，即不投资于生产，而主要投资于贩运，与生产和技术创新相脱节，这本是中国商人的固有缺陷。

近世以来中国之根本问题，并非是资本缺乏、贸易不畅这些简单的结论所能打发得了，若说根本问题，就在国家没有货币主权，国家没有货币工具，也没有发行信用的机制。

中国拒绝成为苏联的新朝贡体系中的卫星国，特别是拒绝人民币与卢布挂钩，乃是日后苏联制裁、封锁和压制中国的重要原因。

欧洲走上了一条“非自然”的、或者“变态”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国家首先以强征贸易税的方式积累财富，然后再投资于城市制造业（主要是与军事相关的制造业），最好方才可能将可怜的剩余施舍给农村。

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

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

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绝不是由于中国农民不勤劳、或荒于生计打算之“愚昧”所致，而是由于土地和农村劳动力的低水平循环经营。而要打破这个困境，就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实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就必须动用国家财政金融力量去扶助农业发展，如此农村和农业才能真正上台阶。

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分工可以扩大就业，交换可以压低商品价格。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欧洲的资本积累并不是从内部市场的“盈余”中获得的，而是从掠夺美洲、非洲、亚洲－－从侵略世界的殖民战争中得来的。

自18世纪末期，中国与欧洲一样，都面临着以木材短缺为龙头的生态危机，但是，中国与西方克服这种生态危机的办法却是不同的，西方采用的克服生态危机的办法，一个是“向下”（掘煤），一个是“向外”（掠夺美洲殖民地资源），西方世界通过这样两个方式来应对生态危机，一方面造成了工业革命，造成了矿产能源对于日照能源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野蛮的殖民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资本主义最大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地球生态，导致了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这是此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也没能做到的。

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简单地“提高保护意识”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因为它首先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等。

正如历史研究已经证实的，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工业品对于小农经济支配的中国市场而言，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力，英国的主要商品：棉布和呢绒，实际上在中国也均没有市场。因此，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所依赖的并非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只能是大炮和鸦片。这充分证明：真正摧毁了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方式强买强卖（特别是武装走私鸦片），以此破坏和摧毁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的金融垄断，而后一点尤其关键。

中国小农经济破产的原因，从跟不上说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西方金融垄断的结果，因此，只有毛泽东才提出了小农经济要“组织起来”和“实现联合”。

军事革命和金融革命这二者乃是19世纪西方得以控制世界的要害，而二者中最关键的依然还是军事暴力的革命。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合法”的知识叙述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去：明清的衰亡，也就不仅仅是两个王朝的衰亡，而是一种发展道路的衰亡，这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失败，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19世纪欧洲的视野里，“文弱”、和平和善成为一种罪恶，而穷兵黩武、放战争国战争国债、金融掠夺则成为“新道德”。

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核心教条，其实就是马基亚维里的如下格言－－即现代人的“美德”，就是如狮子一般残忍凶猛，同时又如狐狸一样势利狡诈。

19世纪是以暴力和霸权逻辑对人类价值谱系的大颠倒为前提发生的，按照尼采所叙述的全新的价值谱系，既然1840年的中国是被“打败”的，再来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谁代表“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从根本上就变得毫无意义。

清王朝的“外藩”并等于英国人理解的“殖民地”，它们从来就不是中华帝国征税的对象，而是中国以购买力的方式进行援助的对象。

近代中国就再无财力投资于发展生产和国家建设，更不要说是民生建设了。而西方列强也由此变成了中国的债主，随后，不但中国的生产活动一般都是由外国投资所驱动的，中国遂成为西方列强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工国家”），而且－－西方列强也由生产国变为投资国、资本输出国，即从此以后，西方列强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而非物质生产，来占有和攫取世界主要财富。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由此得以形成。

英国和西方列强绝非仅仅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

自1567年以降实施了长达300年的货币政策，其实才是导致中华帝国从内部崩溃的最根本原因。

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的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刺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税收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

为了准备战争和筹措战争经费，欧洲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向大商人和资本家借钱，正是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国家经济的货币会、促进了信贷业的发展，扩大了资本家的发言权，这也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壮大的最基本原因。

资本积累的最初来源并不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庞大的“国家债务利息”。

正因为“债务利息”而非“利润”是资本的真正起源，所以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债务体系”，而非简单的“雇佣劳动体系”，处于这个体系最顶端的，乃是金融家和银行家的力量，而非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

大规模白银的开采和运输，必然催生一个掌握、经营大量货币、汇票、债券，从而有能力向统治阶级放债、向他们发动的战争投资的阶层。

鼓励自由贸易、鼓励就业与工资劳动、鼓励市场经济，－－这三者综合起来也就是鼓励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而其真正目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以税收的方式，从贸易、工资和物权中榨取资源。

一旦人们错误地以为货币本身是价值的象征或者价值的来源，那么，货币就将倒过来决定生产和交换，而在这样的时候，资本家就不但可以通过垄断货币资本来一般地牟利，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掌握货币资本来控制生产、市场交换－－或者说就是破坏生产和市场。

人类的“受苦性”和被动性，恰恰来自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无毛无爪，只能依靠外物（生产资料）来生存下去，而这里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荀子所谓“必将假物以为用也”。

在帝国主义时代，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具备任何革命和进步的意义，因为欧洲资产阶级已经不是原来那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自由竞争为信条的阶级，而是高度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它的基础早已经不是中小企业主，而是大的垄断托拉斯和大的金融垄断集团。

500年来，正是“正义”与“权力（利）”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欧洲现代性的基本矛盾：“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冲突的红线：即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普遍性的自然法体系的基本概念，另一方面却是在历史和政治生活中起只配作用的霸权事实，这两者彼此碰撞。”

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破坏的恰恰是一个和谐、自然的世界秩序，造成的则是一个金融和武力垄断的霸权体制，并反过来把这个霸权当作创造现代世界的唯一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