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

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

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

但他（奕䜣）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

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

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地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

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

湘军既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次，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

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军费，只好靠各省协济。

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

严格来说，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

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

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

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

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

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

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

其实这本书是个小册子，只能算一篇长一点的文章，记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民国之间的近代历史，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所述的正统史观，当然没有我党相关的历史，例如四一二、长征等。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而毛主席在《祭黄帝陵》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旧中国的战略空间已经被西方列强挤压殆尽。在这短短50年间，几代中国人在乱世中苦苦挣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收复新疆、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

就像书中说的“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作者认为是孙中山，当然最后的结果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