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无法有效测度很多指标，如技术进步。

工业意味着物质生产，这是工业与服务业的不同之处。

明代后期的中国精英，对于不属于高雅文化的工程技术知识，普遍持有这种轻视的态度。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结构，对西方的工业品需求有限。

中国的工业文化是传统儒家文化应对西方军事压力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一次自我更新。

儒生们数千年来诵习的《易》，本来就是变易之学。时移境迁，君子不可以固守成法，而应与时俱进。

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能够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机床。

江南制造局不仅实现了为中国“制器”，还将“格致”－－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带入中国。

由于工业与科学的密切知识，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也就成为在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知识的机构之一，而科学文化也由此成为中国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工国则反之，纵欲有为，无足贵争，皆其特质。

客观地说，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勒式科学管理方法，一方面固然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强度。

在这个大时代里，国家民族不允许我们独善其身，不允许我们遁世。

自诞生之初，中国的工业文化就肩负着与列强竞争而为民族求生存的使命。

没有自主的工业，国家的生存将难以保障；没有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将失去依托。战争清醒地教育了中国人：以农立国的老路已走不通，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向着工业化这一条路迈进！

1946年，顶不住美国压力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准对美国开发市场。

在经济基础薄弱又无法走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老路的资源条件约束下，“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主要只能靠国家的内部积累来打下基础。

根据韦伯的理论，勤劳与节俭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工业家的个人品质与群体伦理。

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革，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

"争口气",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建设的一种核心理念，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中国的工业人向一个又一个困难发起了挑战。

人要没有压力就轻飘飘地过去了，就干不出好工作来。有了压力，干出来的工作，就是高水平、高标准的，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这压力，不是哪个领导给的压力，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自觉自愿的压力。一个革命者，要有责任心，对党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负责，就应该有压力。

邓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就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也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工业文化开始萌生新的内涵。

这句直接赋予“金钱”以正面价值的口号意味着，激励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动力机制由工业学大庆时代的精神动员，转换为更直接的物质刺激。

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工业文化也存在着一个转型，那么，这种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就成为国家赋予中国工业文化的最重要标记了。实际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自曾国藩组织试造轮船开始，就成为中国工业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内核之一，代代传承。而工业文化之所以重要，本身也就在于这种敢闯敢拼的精神力量，引领着一代代中国人在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的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受综合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开始狂飙猛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中产阶层"尤其是其中的高收入者，他们的消费从来不可能是功能偏好型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并不完全基于性价比这种最基本的经济“理性”，相反，他们的消费带有文化偏好－－通过特殊的“品味”或“格调”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完成自己社会地位的生产与再生产。当然，这也是文化的一个基本功能。凡勃仑称此类消费为“炫耀性消费”，他说：“拥护高价、反对低价的习惯，在我们的思想中已经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在一切消费中，总是本能地坚决要求至少附有某种程度的浪费因素。”

那些出得起高价钱购买非基本使用功能的阶层，购买的也就是出得起高价钱这一事实本身，并通过购买这种公开行为昭告天下。熊比特曾说，工业的进步使普通女工买得起过去只有女王能够拥有的长统丝袜。那么，女王总得拥有些别的什么来区别于女工吧。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文科生都在传播反工业文化，但过早进行文理分科的负面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勿庸赘言。另外，同样由于过早的文理分科，一些理科生将他们掌握的科学与技术知识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对文科生乃至广大群众开展科普性的解释工作，或者无法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科普，这无疑也加深了普通非专业人士对于现代工业的隔阂，实际上助长了反工业文化。

反工业文化反到最后，往往是自己根本无法脱离工业文化创造的种种舒适与便利，反的只是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的成本－－或者，舒适与便利由自己享受，成本由别人承担好了。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现代经济进步就从来不是一曲田园牧歌，然而，不发展的痛苦永远比发展的痛苦大。

"良知""热情",这些动力超越了纯粹要赚钱发财的市场理性，就是一种不服输的、要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精神，有这种精神在，中国的工业文化就能保持生命力，不会被压垮和击倒。

中国古代存在着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封建”，另一次是“秦并天下”。

欧洲出现了持久化的战国格局。不难想象，在战国格局下，富强成为了欧洲各国统治阶层所关心的首要价值之一，毕竟，弱国的战败仍然会导致亡国，就如同被瓜分的波兰，而强国的战败也不免要割地赔款。

19世纪中叶，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将整个地球带入了一个战国时代－－那正是大英帝国战胜大清帝国的时刻。

于是，富强再度成为了中国人最首要的价值。

而当人类迈入工业时代以后，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就是工业，所以，工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强这种普世价值衍生出来的文化，其本身也具有普世性。

"二战"之后大国间的和平并非基于人性有了彻底的改变，而是因为各大国掌握的核武器足以确保相互摧毁，一旦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不会有幸存者。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其文化实际上一直在发生变化，因为每一代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会发生变化。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换言之，现代化打破了人们原本已经习惯的安宁的生活世界，动摇了千百年来被奉为真理的价值观，由此必然会激起一部分人在思想上的反感，不管这种反感是基于理性的反思，还是纯粹的恋旧。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甚至可以说是推动现代化的最基本力量，因此，反现代化思想往往成为一种反工业的心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种心态是工业化破坏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亲密关系后所产生的心理不适。

另一种心态则是出于对陌生的工业技术的怀疑与恐惧而产生的心理不适。

由于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工和技术专门化不断扩大，日常生活中的无知领域不可避免地增大，隔阂感也在不断裂变。

无论是恋旧还是恐惧，都体现了对于现状和未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与不安，是2000年变化缓慢的习惯遭遇200年的急剧变化所必然产生的心理不适。

实际上，创造本身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因为它是对人之为人的一种确认，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

近代以来，列国并立的世界体系，使得竞逐富强成为一种各民族维护生存权的普世价值，工业化则是实现富强最基本的手段。

本书从工业文化的角度讲了一遍中国近现代史。如书中所说，自诞生之初，中国的工业文化就肩负着与列强竞争而为民族求生存的使命。而当今的世界主流仍然是竞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西方经济基本政治正确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是无序竞争。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主流从未改变，今天世界主要基调是和平，是因为核武器的出现而非我们人类文化进步了。

晚清的制物格致，新中国前30年的争口气，改开之后的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是中国工业文化中与时俱进的三个文化基调。

而只要中国还处于竞争为基调的世界里，就仍然会把富强作为主要追求，工业就不可能放弃。